青岛“38元大虾”事件，在长假收尾之际成了新一轮刷屏潮的素材。段子手们纷纷借题发挥，而这些段子在社交媒体上得到病毒式传播，这继续抬高着“38元大虾”事件的舆情热度，也让公众情绪在戏谑化表达中获得某种代偿快感。随便列举一个：

　　“国庆期间，外地的王先生赶到青岛想去吃38元一只的海捕大虾，因饭店爆满，王先生就点了盘8元瓜子边嗑边等。谁知轮到王先生就餐时，店员却要他先交6万，原来该店的瓜子不是8元一盘，而是8元一个！曾夺过全国嗑瓜子速度冠军的王先生非常后悔。后面排队买单的李先生当场休克，手里紧紧握着小票：米饭，3元”。

　　这些段子无疑是因“天价虾”的抹黑效应而衍生的高级黑。它来源于现实，却在网络上成为舆情沸点，最终网络舆论高压又反作用于现实：如今，不仅涉事大排档遭吊销执照，青岛市北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也被停职检查，该区物价、旅游等部门主要负责人被诫勉谈话。毋庸置疑，这是旅游维权搭上网络“快车”的结果，而这种网络时代的旅游维权路径，注定会给地方政府带来新的考验。

　　都知道，近年来国人旅游观光的习惯逐渐形成，与此同时，许多旅游纠纷也纷呈涌现。遗憾的是，与之对应的旅游维权渠道长期以来却处在不顺畅状态：对游客而言，因在旅游地多是短时间停留，遭遇宰客之类的侵权，即便报警报案，很难经得起繁缛维权流程的久耗，再加上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在博弈中的强弱势地位还会受限于“当地资源调动能力”，所以很多时候只能自认倒霉。这也导致，许多旅游纠纷是以畸形的不了了之方式收尾。

　　但在网络时代，网络拉平了买卖双方间的信息沟壑，对于游客来说，既然走正常权利申诉通道会遭遇现实梗阻，那就干脆选择“网帖曝”“微博曝”，转移投诉阵地。相较之下，网络曝光在维权维度的时间成本更低，效用或许更高，某种程度上，这是在“维权+互联网”中，将旅游维权带到了2.0阶段。特别是遭逢宰客事件，它极易唤起人们感同身受的“共情能力”，再加上像“结账时38元一份变38元一只”这样的奇葩噱头，它更容易激起舆论公愤。

　　而这种网络维权激起的舆情反响，会反馈于现实：人们或许会以自发杯葛的方式，把涉事店家乃至事发地都从旅游目的地中拉黑，有时会连带着对当地治理产生质疑。像这次，青岛旅游形象就受到重创，那些段子本质上就是负面舆情的一部分。而旅游业本就有着口碑依赖，有媒体就称，不仅让青岛丢了人，也毁了该省耗资数亿元打造的“好客山东”形象。说“毁”或许有些过，但重挫却是无疑。

　　在此语境下，作为地方政府尤其是旅游地治理者，也理应学会接招“旅游维权2.0版”，将其纳入舆情应对的治理版图中，而不能以跟网络脱节的效率，陷入事后纠治的窠臼。比如，在旅游旺季形成应急预案，对稍显端倪的网上舆情及时回应、受理和反馈，提升反应能力，必要的介入调查，对宰客类的现象则露头就打；此外，借助大数据等手段，对投诉（含网络投诉）较密集的店家、行业进行重点布控、拉网严查。

　　而线上舆情应对，也终需落脚于现实善治。在旅游旺季游客密集的景区、景点，旅游主管部门应会同公安、工商、质监、交通、食药监等有关执法部门，建立现场受理和旅游投诉快速结案机制，对于情况复杂的也该设回复期限，要切忌责任懈怠。此次“38元大虾”事件引爆舆论，其中一点就在于，游客报警后依旧被宰。

　　从三亚宰客事件到而今青岛大排档宰客行为，个中投射出的旅游市场监管问题亟需重视，而在旅游维权已升级到“2.0版”的情况下，地方政府还应将旅游监管跟旅游投诉类舆情应对结合，以更充分的应对，避免深陷宰客带来的负面舆情泥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