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安徽省环保厅与财政厅联合制定了《安徽省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暂行规定》，对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人进行奖励，并报销其往返路费。然而，一年多过去了，仅有一名举报人领取了奖金。

　　新规乏人问津，是环境违法行为太少，还是没人举报？从报道情况来看，都不是，而是此项政策的可操作性太差。据该规定，举报人可采用电话、信函、网络、来访等方式进行举报，举报时应当提供真实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等信息。正是这样的条款容易让人望而生畏，甚至产生是“鼓励举报”还是“不鼓励举报”的错觉。

　　可操作性是政策“落地生根”的关键。中央在一些文件中鼓励实名举报，主要是为调查取证更加方便，而并未要求所有的举报必须实名，还要提供身份证号码。一些地方为了调动举报人的积极性，实施有奖举报制度，也注重保护举报人的隐私。在山东临沂，匿名举报人可编写一组六位数的密码并告知受理部门，以便领取奖金时核对；在浙江绍兴，环境监察人员可与举报人单线联系，领奖地点、过程也可以由举报人说了算。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让有关制度从“墙上”落到了“地上”。

　　一项政策、一套制度是否科学、有效，可操作性是其中一个重要“参数”。如果离开可操作性来谈科学、谈执行，很可能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一项政策可能不尽完美，但只要可操作性强，与社会客观现实紧密相连，又最大程度地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就能促进社会发展。比如：传统考试制度，尽管“一考定终身”的弊端日益凸显，但由于可操作性非常强，而且在一定时期内相比而言较为公平，才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当然，随着考试制度改革的深入推进，会愈加完善、愈加公平。

　　实践出真知。一项好政策需要深入基层群众，广泛调研，科学论证，并经过一定实践检验，才能真正成型、出炉。如果幻想找几个“秀才”，闭门造车、东拼西凑，拟制出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估计近似于天方夜谭。水涨必须船高。随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普通群众的法治意识逐渐增强，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和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对规章制度的可操作性要求也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