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涉及说情情形的，必须在3日内填报《办案说情报告登记表》，按规定程序报告。”为抵制“说情风”，促进公正执法，石家庄市检察机关开始试行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对于为案件当事人说情的单位、组织、个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披露，从而对办案人员形成有力的约束。（7月8日《人民日报》）

　　其实这样的规定并不新鲜，之前很多地方已有所尝试并成为制度。2010年，山曲阜检察院实行办案说情报告制，要求有人打招呼要层层汇报。简单地说，就是办案人员在执法办案过程中，遭遇到了说情的情况，就必须按照规定，逐级作出“报告领导，我被谁说情了”的情况汇报。像在北京大兴检察院，“办案说情报告制度”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

　　不过效果如何，从一些个案中可起到以管窥豹的作用。比如以“捞人”的名义骗取钱财是近年来犯罪分子常用伎俩，其中不乏原铁道部政治部主任何洪达、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等高官，“捞人”何以能骗人，皆在于办人情案的以权谋私者大量存在，让人产生了“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潜规则认同。由此也不难看出，办人情案的严重程度。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说情上报制”能发挥多大的作用，确实很难令人信服。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能说情的人本身就具有很大的能量，而被说情后的利益输送也会让报告变得极为困难。内部的报告制度并没有多少的刚性约束机制，还是建立在办案人员的道德自律上；更何况，缺乏外部的监督和约束，报告之后能否被再说情，依然还得靠道德自律，这样层层的报告程序，在某个环节都可能被突然中止。更何况在现实中，大量的说情是来源于上级的安排，甚至组织的授意。在很多时候，司法不公不是以个体的形式表达，而是以“集体决策”的方式出现，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去解决说情问题？

　　对于公众来说，“说情上报制”释放的并非全是积极意义。正如有网友所言，不允许说情、打招呼受法律约束，办人情案本就违法违规，甚至是犯罪行为，理应受到党纪政纪和法律法规的惩治，据实执行便可，何以要靠内部文件来规定？究竟是法大还是文件大？减少暗箱操作根在权力运行公开透明，关键在于有社会监督和公众考核机制，将办案过程置于阳光下，才能真正预防人情案的发生。

　　“办案说情须上报”忽略了最关键的前提，那便是执规不如执法，内控不如外控。解决不了权力暗箱化的顽疾，“办案说情上报”都不过是形式化的敷衍，自然也无以用效果获得公众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