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拿”就“不干”，这个问题需要好好分析。从总体上说，反“四风”以来，多数干部、公务员是有一种“解脱”感的——无穷无尽的“接待”，可以免除了；昏天黑地的“陪酒”，可以幸免了。例如一名县委书记一夜五次“被喝酒”，一名县长一天陪洗了8次浴这样的苦恼事，现在是没有了。所以多数官员说“解放”了，他们对于官场的繁文缛节，对于“逃也逃不掉”的迎来送往、“舍命相陪”早已痛苦不已，现在时间回来了，精力集中了，瓜田李下也少多了，正好可以脱出身来，一门心思干事呢。

    当然也有一些官员，觉得“不舒服”、不习惯的。例如公款吃喝不行了，没人请，请了也不敢去，偶尔喝一次，还要转战暗处，躲到乡间。又如“隐性福利”没有了，过个年，储藏室变得空荡荡，吃一个苹果都要“自己掏钱”了。有些官员据说因此“情绪低落”，再也不那么“滋润”、那么有“干劲”了，于是精神疲软、敷衍塞责，该干的事也不干了，一拖二推，出现了“不拿”也“不干”的怪状——我们常常讲的干部“精神状态”，在某些地方某些官员中，尤其是在新的形势下，确实有可能出现新的动向，形成新的倾向。

    对于这种新情况，我们恐怕仍然要抓教育。这种教育，不是泛泛而谈，而是富有现实针对性。我们要在公务员队伍中，讲清楚“清水衙门”是现代政府的本色，“清汤寡水”是做官的本来选择，“不粘锅”是全社会对于官员要求的基本底线。“不拿”，是共产党宗旨的本来规定——战争年代，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而执政时期，更是不能碰“非分之财”呵。现在的“不拿”，其实是一种对于官员定位、公仆性质的回归，一种正本清源而已，为什么有些人会“不舒服”呢？因为“拿”惯了，以为那是正常，有了“隐性福利”的依赖症，不“拿”，心里就空荡荡，就“官不聊生”啦，于是“精神状态”就不好了，“干”就“没味道”了。至于有的人深感“官不好做”，请个吃喝都有眼睛盯着等等，那就更要讲清楚。民主监督是现代治理的常态，我们必须习惯在众目睽睽下行事，习惯在七嘴八舌众声喧哗甚至偏激误解下执政，因为这本来就是民主政治的天经地义，更是共产党为了防止“政怠宦成”而艰辛找到的“一条新路”呵。总之，只有进一步讲清楚一部共产党的政治学、《政府论》的本来面目，才能从根本上防止既“不拿”又“不干”的倾向出现。

    至于还有极少数“没了好处”，就“没了动力”的官员，恐怕就不是教育一下的问题了。确实有少数人，他们把“干事”、“办事”当作权钱交易的筹码，把权力当作“钓饵”，办个事、批个文件、盖个章等等，都要有 “利益输送”。“没有好处不办事，有了好处乱办事”，是他们形象的写照。给你的“盘子”要回扣，批个项目要“干股”，甚至连乌纱帽都有明码标价，早已不是“公关公关”就可以高抬贵手那样的事了。对于这种权力寻租，就不能指望他幡然觉醒、立地成佛，从此变得既“干净”又“办事”。对于权力的腐败，只有严肃查处，直至“干掉”才行。

    其实，“不拿”更应干事，也更好干事。我们说干部要想干事、会干事、干大事，前提就是“干净干事”。只有“不拿”，两袖清风，才能一身正气，只有出于公心，决策才能科学，事才能干得好。过去也有这样的情况，有的干部也干了事，还是不小的事，但因为“拿”了，结果走向了反面，甚至“进去了”，好事一笔勾销，反而成了罪人。事实证明，“不拿”，才能轻装上阵，心无旁骛地干好事：“不拿”，干成的好事才不至于“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