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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不该有“证明我妈是我妈”
毛建国
http://www.workercn.cn2015-04-10来源: 中工网—《工人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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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市民陈先生一家三口准备出境旅游,需要明确一位亲人为紧急联络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可陈先生在北京的户口簿只显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要开证明只能到江西老家父母户口所在地派出所。最终这一难题的解决,还是得益于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需要再去证明他妈就是他妈了。(见4月9日央广报道)

  相关报道一出,引来网友一片质疑,有些人更是将其归结为“奇葩证明”予以鞭笞,有些人则开始追忆“曾经一起开过的奇葩证明”。其实,奇葩的不是证明本身,而是开具证明的过程。不仅费时费力,而且比较“痛苦”。

  去过相关部门办事的人,大多有一个感慨:程序比较复杂,好多事情都要有证明,没有证明几乎寸步难行。办事的人和为你办事的人,工作时间和休息时间高度重合,好不容易请一天假,好不容易排到了队,可问题出现了:证件不齐,情况变化,而且很多时候还要这证明那证明,没有任何条件可讲,如果家住外地,更有可能 “横跨大半个中国来办证明”。要证明你没犯过罪,要证明你没结过婚……

  不能说这些证明都没有必要。拿“证明我妈是我妈”来说,似乎也有一定道理。如果没有这一要求的话,不排除有些人怕麻烦,虚构一个“紧急联络人”,到时真要出了问题,那就麻烦大了。问题是,许许多多的证明,难道必须当事人自己亲历亲为吗?

  今天已经进了互联网时代,政府部门也一再呼吁全社会要有互联网思维。方便、共享是互联网思维的特征之一,如果政府部门有互联网思维,那就应该打破信息壁垒,建立一个公共信息库,不同地区不同部门联网操作。比如说需要办一件事,那就认准一个部门;需要哪些证明材料,通过这个部门直接登录信息库。像“证明我妈是我妈”,当场就可以开出,何需东奔西走?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这也启示我们,在简政放权这个话题上,一方面要立足于“减”,一些证明能减则减,解决证明过多过滥问题;另一方面要立足于“通”,打破各地区各职能部门之间的信息障碍,通过一定的规则和权限设置,实现公民基本情况的共享,解决证明难办问题。果能如此,许多证明也就不必开了,也没有什么奇葩证明了;即使一些必须有的证明,也不必再来回奔波。

  互联网时代不该有“证明我妈是我妈”。在奇葩证明的背后,既有着理念问题,还可能有着利益问题。据称,陈先生因为向旅行社交了60元钱,就不必去开证明了。60元到底交给了谁?这里面掺杂的就是利益。由此看来,让政府成为互联网思维的先行先试者,不仅需要思维风暴,更需要积极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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