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在一家著名网站上看到一则招选翻译的启事，心中一嘀咕就进去看了个仔细。结果是啥条件、要求都没有，从头到尾都在说商家想出版的一部洋书，末了加两句得有人翻译的废话。

　　标题党横行，软广告泛滥，这俺是熟知的，好奇心所起，是想起了翻译这档子事儿。

　　以时下的现实而论，精通外文者多如牛毛，作为母语，汉语功夫精湛的大家也不乏其人，然而，就个人感觉而言，外文、中文水准都让人望尘的文字大侠似乎不容易见到，结果是带来了相当严重的问题：不少汉译经典（主要是文学作品）“非常难看”，甚至让人不得不怀疑其经典的地位和名号。

　　先说一下自己的体验。最早接触的译著多出自老派学人之笔，比如傅雷先生翻译的《约翰·克里斯多夫》，虽洋洋四卷，100多万字，但文词、语句流畅生动，读起来并不觉得烦累。这里面除了外文的功夫，显然中文的神通也是功不可没的。正是这些作品将我带进了外国文学的殿堂。

　　随着译著阅读的增加，发现“不少作品名不副实”，比如某些法语和德语名著，阅读体验就很差，生涩别扭，不敢相信那么佶屈聱牙的文字居然可以被命名为经典。直到发现同一个作者名下的文字也会有云泥之别，才意识到原来病根在译者身上。比如《罗亭》节奏明快，而《猎人笔记》则语句磕绊，感觉完全不是出自一个人的笔下。实际上也确实不是出自一个人——译者的文字能力差异，把屠格涅夫化装成了两个不太相干的人。

　　还有个别外文专家，不知自己母语垃圾到何种程度，也来凑热闹，结果把老外彻底毁掉也是有的，如《恶之花》的某个译本，既不是古体诗对应翻译，也不是现代诗行文自由，而是格律诗外表的对称，白话、古文混迹其中，读得您恨不得把译者吊起来暴打一顿。粗暴了点，其实还是自己外语不行，怪不得别人。

　　不过，想到绝大多数各国人民所读都是翻译著作，先原谅自己一次。

　　回到翻译话题。近些年来，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和开放，各种经典的域外文本译著，在让人目不暇接的同时，中文水平失准的情况愈加让人担忧。像新出版的《第二十二条军规》，语言文字上的“黑色幽默”严重缺损不说，整部书阅读起来基本上找不到“引人入胜”这种原来阅读的回忆。而我手边前两年新出的卡夫卡文集也是如此，低劣的中文让《城堡》的魅力几乎损失殆尽。

　　当然，之中的原因也很复杂，也有出版商利欲熏心使然的情形。对他们来说，时间真的是金钱：诺贝尔文学奖一旦颁布，相关的译著几乎就是同步面世，比如石黑一雄和门罗等。因为之前读过门罗，文字让人失望，石黑的干脆就不去想了。

　　当然，这是我的偏见，也许译者本就是出版商早已锁定的高手，又或是人家对一雄有过多年的研究。但即便如此，客观说，也难望傅雷、郑振铎等人项背——我说的不是取得的成绩，而是翻译业务的追求。以傅雷为例，《约翰·克里斯多夫》先生译了两遍，改了6次，期间耗费十几年……

　　诚然，如此精益求精的大师塑像，是绝大多数专业人士难以企及的，一般的职业选手另寻参照才是正常状态。

　　只是，无论我们怎么样放宽要求，作为母语的中文优劣都是必须有的考量，甚至可以说，中文的水平更重要。钱钟书对此就有过很形象的说法：那些外语高手所翻译的书，相较于不懂外语之林纾，仅听老外讲课所译的同类作品，魅力严重不足。

　　很明显，即使不是更重要，中文的素养，就著作的翻译来说，至少同样重要。这在理论、哲学书籍的翻译中更是不可或缺的。说起这个领域，更是让人欷歔，汉语有如此多的字词，国人却找不到对应理论、概念的准确描述，还要靠日语文化的借用来发掘汉语的魅力。

　　而在当下，随着全球的一体化，文化交流互融已经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精英、大咖们居然还以不谙熟汉语为贵，不琢磨恰适的词汇、概念创新、发掘，反而是CEO、HR之类的胡说一通，让我们这些想学习海外先进玩意儿的土著急得不行。

　　在“高端人群”中有一种很时髦的表述，就是某人叽里呱啦地叫一声之后，说这个词的意思不知道中文怎么表达。遭遇这种演出，不少人都妒忌地认为其人在显摆学问，但我觉得不是，他（她）可能真的中文素养低下，说的就是实话。

　　虽然，但有鉴于“新新族群”的语言习惯，实话之下，也表露了对母语的淡漠，不知道那些译书者是不是也染上了这种病，忽视了中文的用功。

　　因此，强烈建议务必用心提高中文水准，毕竟是母语不是？别自己的事情都找不到词汇来表述，以为CBA什么的挂在嘴边很时尚……

　　反过来，如果您真有素质，权且算在外国文化身上，那就应该知道著名老外的名言：无论说的怎么好，但“还是种好自己的地要紧”。

　　所以，必须得精通母语，特别是作为文化传播交流的扛鼎柱石——书籍著作的翻译，尤其需要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