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天气好坏，站在陋室的窗口，我都能看见那个据说有500多米高、被称作“中国尊”的“棍子”，它比众多的所谓高楼高出一大截。这个应该是地标性的都会标签了。

　　在望京，SOHO是另一类标签，它奇异的外形确实与众不同，尽管有人戏称有点像三坨粪便，但并不影响业界对其刚刚逝去的设计师 扎哈·哈迪德的崇敬。

　　人们在走过或者是想到繁华都市的时候容易关联到这些宏大的丰碑，由之还会延伸到设计师、出资人之类的大人物影像，就像说到长城，通常人们想到的是秦始皇或是秦王朝，谁会想到那些搬砖运土的无名劳工呢？即便教科书提醒人们想到这些人，末了大家还是不知道这些姓什名谁的劳工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虽然他们的队伍是那么庞大。

　　有一次我去望京SOHO转悠，闲着没事就问几个店里的管事，谁知道没人能回答我的问题——他们只是店家的雇员，店铺及其名号都是老板的。是的，他们是打工的，尽管看起来和工地上的劳动力有本质的层级分野，但实质上却近于同类。

　　记得一次在影院遇到一热情帅小哥，攀谈几句才知道，身为影院职业人员，却也是打工仔，工资不高，可总算是有收入的活计，父母在这边打工，过来了总不能啃老。

　　上周在饭馆里用餐，意外遇到故乡冕宁的服务生，算是我的邻居了。

　　“怎么到这里来打工了？”

　　“奇怪吗？大厨、老板都是外地人，我怎么就不能来？大爷您的问题才很奇怪。”

　　她说的很有道理，但我并不脸红。我想到住宅小区门口的张家口老汉，随着共享单车的发达，他自行车整修的业务日渐冷清，如果不是电动车继续支持，他“打工”的买卖还能继续吗？

　　周六体检，健康中心的服务生自然少不了外地人，想来大夫角色的检验主持人士应该不会，一问还真遇到了户口“外籍”的眼镜儿，他自认为是“打工仔”，当然，实际上可能就是。

　　回到小区，河北“农民工”，卖菜卖水果的两夫妇都没来，打工的保安说这些天不准来了，不知道是为什么、是何人不准。倒是往日各色棋王喧闹的楚河汉界冷清得有点异样，看到有几个穿橘黄色制服的清洁工霸占了一张桌子，想着“打工的人”，就凑过去领略他们的舒心。看起来应该60岁出头的清洁工原来都不到50岁，倒都是首都附近省份的北方人，家里还种着地呐。我有时候会想自己其实和打工者的差别可能只有户口那个纸本本。说给他们听，清洁工兄妹认为我纯属胡说。

　　可能还是我想多了。形形色色的打工者并不会想自己是否被城市隐匿、忘记，他们甚至不想为什么城里人会和他们不一样，不想自己应该是什么样，很多打工者对未来是迷茫的，年轻的也如此。撇开简单的劳动，他们通常除了财物的积累外，并不会去规划自己大脑的未来，没有精心的学习计划，以使进到城市里的自己不仅在当下活着，在未来也能适应环境、职业的变化，就像传说的那些北京大学保安一样。

　　所有这些寻常可见、无处不在的“打工人”镜像，在人们脑子里的大事纪却罕有点滴笔墨。

　　我是个没有优越心理的人，从小就是，不是因为自卑，而是喜欢大家都光着屁股在河里游泳的无差别样，只有喜欢《红楼梦》的人才热衷那些虚浮的所谓情趣和品味，就像曹雪芹在书中满地到处乱扔的文人玩具。好在喜欢《红楼梦》的人在思想上和更倾心维吉尔、莎士比亚、普鲁斯特的家伙们差距甚大，这算是一种安慰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重要的不是谁（曹雪芹？普鲁斯特？）描述的情趣生活是我们向往、模仿的范式，而是我们应该有自我的认知和自我精神的独立。打工者，或者说这个集合体同样需要如此。

　　想到这些，不得不承认，大多数时候我确实不喜欢打工文学，但又确实认为作为一个（类）独立人格的自我辨识，自我审视，打工文学是现实必须的存在。当人们看见诸如“中国尊”那种表面影像的时候，确切而言，应该没有人会想到建筑及其链条上蚂蚁一样的大军，那些餐馆、商店和文化消费、城市维护等领域的庞大打工群体，很多时候甚至会自己漠视自己，真就成了被尘埋在喧闹城市里的无影风景。

　　作为城市里多如牛毛的芸芸大众，在英雄膜拜的文化语境下被忽视，抑或被视而不见其实是常态，但打工者自己不能自我忽视，而是必须在自己的位置唱出自己的歌谣——不仅是去建设、发展她，更是书写、记录下大时代里姐妹兄弟们的生活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