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科院院长白春礼院士在参加活动时透露，经中科院的努力，刚在《自然》杂志发表了世界领先的合成生物学成果、正在申请海外博士后的博士生邵洋洋最终选择留在国内。白春礼表示，对于作出重大贡献的青年学者，要不唯“出身和经历”，真正做到“英雄不问出处”，给予他们与海外优秀人才同等甚至更高的科研经费和生活待遇。

　　按照国内科研圈现行的“游戏规则”，优秀博士毕业生最好的选择是出国，如果在国外实验室做出好的成果再回国，待遇会优厚很多。说起这个，团队带头人则如鲠在喉：作为老师，当然希望自己学生奔个好前程；但对于团队和国家来说，就因此流失了一个已掌握先进学术思想、实验关键技术的人才和一段黄金创造力。

　　随着我国科研实力迈上新台阶，优秀本土人才得不到相应待遇的问题日益凸显。今年全国两会，第一次履职的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院士提的第一个建议，就是呼吁关注优秀本土人才。比如，做出世界首批克隆猴、细胞“去核”“注核”技术炉火纯青的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刘真，要破格才能被聘为研究员。而“研究员”基本只是海外人才引进的一个垫底条件。

　　就科学规律而言，科学研究本不存在所谓“出身论”。只不过，“海归”作为西学东渐的载体，自带光环，笼罩神州百余年。最具戏剧性和代表性的例子是《围城》里的方鸿渐。及至改革开放以来给予海归人才优厚待遇，也只可谓之特殊发展阶段的特殊政策，万不能因此奉其为人才评价的金科玉律。而今时不同往日，尽管国内能培养出世界一流人才的学术土壤还不多，但星星之火态势已现；颇具活力的土壤正在孕育越来越多的优秀本土人才，而人才评价却没能跟上科研环境改变的步伐。

　　不可否认，在科研实力上水平的关键期，吸引海外人才的政策固然还要持续加强，但不能顾此失彼。对于本土成长的、为国家作出重要贡献的“青稞”，亟待从顶层设计上建立制度化的评价体系。仅依靠某单位、某部门的努力一事一议或改善小环境，终究不是长久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