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新政，兹事体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人社部的权威解读，大约一是有个预告期，提前告知社会；二是分步骤，可能会考虑从现在规定的最低退休年龄群体开始；三是“迈小步”，用较长的一段时间逐步完成平滑过渡。其中，“低龄退休群体开始”引发热议。

    养老改革，不管是钱的变化、还是人的调整，说到底还是公平与效率的博弈。简单说，就是不能让恋权的人迟迟不走，也不能让奔波的人停不下脚步。

    低龄退休群体为何引人关注，因为他们大致是这样一些人群：“从事井下、高温、高空、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有害身体健康工作的，退休年龄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45周岁，因病或非因工致残，由医院证明并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退休年龄为男年满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果真让他们也一刀切地延迟退休，情理上的悖论不言而喻。

    “低龄退休群体”之所以早早退休，因为客观上身体条件不再适合重体力、高强度工作。他们的8小时，与办公室清闲的8小时，不能同日而语。

    当然，延迟从“低龄退休群体”开始也只是一种说法，并未成真，但这是一个窗口，透出民众真切的生存焦虑和对不公平的担心。眼下，延迟退休即将从理论之争转向踩点试水，如何让制度设计照得见更多人的利益，正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官员贡森所言，“中国社会亟须一场理性的对话。”

    对话当然不易，共识也是个相对概念，尤其在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之下。但是，制度设计若能呈现于阳光下，起码退休新政能少些情绪化的怨尤。面对公共政策，民众的不高兴无法以“退群”或“拉黑”来表达不满，但蓄积的戾气，总会找到爆发的出口。养老新政亟待一场理性对话，哪怕吵完之后，再去委曲求全或尽善尽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