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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的地老天荒
王方晨
http://www.workercn.cn2018-04-08来源: 人民日报海外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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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生活,有一个意义重大的词语,那就是“城里”。从很年轻的时候,我就做了城里的“闲人”。
  之前在庄子里,年纪虽小,也要进行艰苦的“农业生产”。后来离了庄,成为一名中专学生,跟“农业生产”无关了,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当一辈子“孩子王”。
  曾经最羡慕的“城里人”,最大特征就是不用在庄稼地里出力干活。“城里”最可恶的一类人,在我们那里,被称作“街猾子”,基本上等于“闲人”。
  当“孩子王”一点不清闲,没白没黑。因为写作,我只当了两年“孩子王”,就远去他乡,并于两年后开始了悠游自在的“职业作家”生涯——起码从形式上看,世上再没有比这个更清闲的工作了。
  说得好听,我是一名文化工作者。在心里,我却暗自认为自己是被“白养”着。人人在为生计奔忙不休,我却能够每天坐在家,常常无所用心,隔三岔五才跟单位的人见上一面。当然,只要有组织和领导安排,我都会去市、区、县许多部门和现场采访、学习,所以跟社会也不算太隔膜,也能借机看到不少别人不可能看到的东西。更重要的是,我似乎比那些整天忙忙碌碌的人,更像一个“城里人”,因为这二三十年来,我总是有闲的。
  在我的乡土作品中,我曾写过农民对不事稼穑的城里“街猾子”的敌视。那并非出于虚构,而是一种现实。城里人是什么样子,我已是知道了的。由我去写乡土小说,自然可以有两种目光,庄稼人的和城里人的。既然我是个很像城里人的有闲作家,我在写乡土题材的同时,写写城里人也没有什么出奇。随着时间流逝,对农村的记忆倒是日渐稀薄了。毕竟我在农村生活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几年,还得刨除不大记事的幼儿时期。
  当年我看县城,那是不得了。我的庄子,踞于县城南八里,人唤“城南八里王庄”。县城叫“金乡”,而我长期不知道金乡更多的历史,即便现在,也所知有限。金乡最突出的标志,是城中一古塔。我不记得是哪一年见到的这座塔,但不会太早。在我印象中,县城东关就很遥远了。看一眼东关的码头,是我到现在还没实现的愿望。
  从王庄到县城的距离,差不多就是从现实到未知的距离。每每赶集上会,都会揣着一颗又好奇又胆怯的心,好像随时都会踩上陷阱,随时都会被城里人欺负。后来因为考上师范学校,我在曲阜县城生活、学习了三年,而且有机会抵达了省会济南。那时候,我可没想到自己的命运会跟这座北方城市产生更密切的联系。
  不用说,跟济南相比,县城小得多了。
  师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金乡县城。才过两年,就又离开故土,前往青岛求学。在青岛大学只停留了一个月,就因故退学回来,见了父母和单位的人,并不道出实情,随后去了另一个县城,熬过元旦,才把学生关系转到当时的济南师专。事实证明,我从青岛大学退学的选择是正确的。在济南的学习,使我有机会调到鲁东北一地的文化部门从事专业文学创作,一口气将这闲差做了十九年。然后我来济南当编辑,还是做文学,而且很可能做到老。
  不管我身上残余了多少农民的习气,我都认为自己最像城里人,因为我是世上少有的并且生活在城市里的“大闲人”。
  为什么我几十年来呕心沥血,不停赋诗作文,还要认为自己“尸位素餐”呢?因为我是在依从一些普通人或者是老农民的观念来评价自己,甚至我自己也一直秉持着老农民的观念。我不生产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就是说,除了物质,其他一切都是虚的,都是在“玩”。
  你看,以不同的观念看世界,世界就会有不同的面目。我也乐得不把自己的工作看得多么高级,以便踏踏实实做一个城里的闲人。
  自然,城市生活给我提供了书写城市的物质条件。作为一个在城市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作家来说,对于城市不可能是陌生的。我写济南,也并非突然。从很久以前的那个夜晚与济南邂逅,经历了在济南求学的时光,其后也不间断地与济南发生联系,到我调至济南工作,济南差不多横跨了我所有在城市生活的时间。
  而实际上,别说那些比我迁居济南更早的人,就是那些土生土长的济南人,甚至祖辈几代都是本地土著的老济南,都随处可见。在一个地方生活的时间长短,并不决定一个作家能否真正写出这个地方的神韵。
  正像我写乡村会有两种目光,我写城市,写济南,也应如是。这说明一个问题,不论写城市,还是写乡村,我很注意的就是自己会以什么样的目光看待所要描述的对象。
  一个人的视野是有限的,而一个作家必须具有突破局限的能力。
  很多时候,生活就是一个泥潭。作家既要善于从这泥潭般的生活中发现真善美,也要善于挑毛病。我一直都在挑庄稼人的毛病,但要说是忘本,我不同意。同样,我也会挑城里人的毛病。我很闲,但很闲也不吟风弄月。
  亲眼目睹一批批文学路上的同行者渐渐偃旗息鼓,或终归于平庸,在我看来,就是在泥潭中浸淫太久的缘故。文学不应该成为我们人生的消耗,而应该给予我们一种从泥潭中拔出腿来,甚或腾空跳起的力量。我们看到的不应只是眼前这一点事情,文学一定要体现出一个作家的眼界。
  在写作中,我给自己的人物和故事找位置,也是在给我所要书写的乡村、城市找位置。这是一个用文字营构的世界,要见得到天,也要见得到地。小说里有句话:“这样的一幕,幽暗,质朴,却似乎透出一种悠长的光芒,可以照彻老实街的往昔、今生和来世。”我们所描述的对象,不仅要有空间的位置,社会关系之中的位置,还应该有时间的位置。“阴阳割昏晓”。在作品中,时空的表现之外,甚至还能找得到阴阳。
  我居住在济南。济南是一座传统色彩浓厚的城市。既然要写济南,怎样看待这座老城是很大的问题。
  一个城市有很多面,“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从内看与从外看相比,还有更大分别。
  我选择了它的一条老街巷,但是,从落笔起,我就意识到,不管我写到多少的器物、手艺、老词、老理,这条老街巷都不能仅是济南的老街巷,那些执迷于老词、老理的老济南人,也更是人类中的一员,既属于生者,也属于死者。我以我的钝笔,勇敢地在这些小说中试图去做打通古今幽明的豪举,因为我知道,做了大半辈子的“城里闲人”,是要为“城里”说出点什么了,而这深思熟虑之后的创作,于老之将至的我又是特别重要。
  这条老街巷,被我命名为“老实街”,具体的方位都是实在的,却完全出于我的虚构。在小说一些章节陆续发表期间,不断有人问我,济南有没有老实街?我说没有。
  有一次,一位大姐说,怎么没有?济南就有一条道德街!“老实”和“道德”,二者就这样对上了,真的如冥冥之中得了神助。
  但济南有条宽厚里我却是知道并亲自去访探过的。“宽厚”也是我为这条老街巷命名的诱因。回头想,“道德”“老实”“宽厚”,恰好也正是组成济南文化的核心因素。
  还有问济南有没有“涤心泉”的。济南有七十二名泉,不见经传者无计其数。
  涤心泉洗的是心。老实街遍布着屋中泉、墙下泉,另有一虚构了名字的,唤为浮桴泉。“浮桴”二字自然出于《论语·公冶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老实街》书写一个城市的世道人心,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个认老理的老济南人,他们生活在那些百年老宅和老街巷,在经历了漫长岁月而形成的民风民俗包围之下,像他们的祖辈一样安然惬意地承受着天地灵气、日月精华的滋养,有时也不免显得有些迂腐自封。但实际上,就连他们自己也不见得就一定相信那些虚幻的道德想象,因为世道的嬗变不仅是传说,更是他们一次次亲身经历。老实街上,人情练达、洞悉人心者大有人在。
  “文学造大城”,你尽可理解成一种文学雄心,但我觉得这更是一种文学理想。借助这座浸润着时光旧渍的文学之城,我想写出老实街形形色色的人物精神上的共性,同时写出他们在猛烈的时代冲击之下的命运和不同的个性表现。社会结构的变化从来就没有停止过,老实街的消亡象征着传统价值观的支离破碎,也预示着我们整个社会道德系统在新时代中的浴火重生。
  老实街居民演出了各自的人生故事,它们相互独立又紧密相连,在城市拆迁这个统一的大时代背景下,发生着蒙太奇式的组合。
  不得不说,这些故事都是由一把剃刀引起的。当美德遇到美德,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老实街的“第一大老实”左老先生,把自己收藏的一把旧剃刀馈赠给外来“老实人”剃头匠,却由此将自己的内心刨开了一道裂隙,并透露出淤积心底的幽暗。这道人性裂隙,一旦打开,就再也没有边际。
  我的老实街故事随之开场。它因而拥有了足够的时空。它所展示的往昔、今生和来世,既令我喟叹,亦令我深思。
  老实街不在了,但在老实街永远消逝的前夕,我让无数双眼睛,从天到地,从古到今,以生者和死者的视角,看到了一个老人的卑微。
  那像土一样的卑微,横亘千古。我生之卑微与人亦无不同,人与人不同之处或许只在于对待生命、生活、命运的态度。
  在这部作品中,唯一的主角就是与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古老的文化传统。我是这样地看待了老实街,看待了老济南,看待了我们的“城里”——我们的应许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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