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编著的《我和我的九十年代》在集体的怀旧情绪里出版，正像十年前知识界集体怀念“我们的八十年代”，有关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回忆正在成为舆论场上的热点话题。与已经“完成”的八十年代不同，九十年代既是“未完成”的状态，也是无法被定义的。

　　查建英在《八十年代访谈录》用“理想主义”等宏大而美妙的概念概括八十年代，这点恐怕没有多少质疑。但这并不等于九十年代就是一个功利主义或拜金主义的时代，尽管商品经济大潮席卷全国后，“效率就是金钱，时间就是生命”的理念彻底深入人心。

　　1992年南方谈话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奔跑的时期。整个九十年代都充满着激流和梦想，中国从未像此时这么渴望进入全球化的时代，现代性的焦虑时刻笼罩着国人。整个社会就像一锅沸腾的热汤，人们都在为自己的梦想去奔跑，生怕落于人后。

　　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后，国企改制和市场改革齐头并进，人们惊叹于社会经济和结构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在大量体制和人员流动中迷茫、焦躁。

　　有人被所谓的“历史的进步”所淘汰，尽管他们并没有错误，只是不幸成了时代的牺牲品。有人在巨变的洪流中分得一杯羹，甚至激流勇进，进而获取更多资源和话语权，完成了其他时代罕见的超级逆袭。

　　这些剧烈的变动反映在文化和思想上，就是更加多元化和开放化的思潮。年轻人走进电影院，享受着《泰坦尼克号》带给他们的视听盛宴和精神冲击。大量作家和学者纷纷下海，从书斋走向生意场，出现了史上罕见的纯文学的低谷。

　　更重要的是，随着传统社会秩序的解体，城市化的兴起，伴随着乡土社会的凋敝，而且这个衰落的过程是不可逆的。社会秩序变化带来的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分化，也一直延续到今天。

　　相比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是一个更加多元化的阶段。走出宏大叙事的国人，再也不必被启蒙抑或改良之类的命题思虑，绝大多数人选择回归家庭的诉求，乃至个人欲望的表达。

　　九十年代是90后的童年，80后青春期，每个人都会从中找到淳朴的情感和曼妙的回忆，乃至缱绻柔情和深沉的爱。

　　恰如哈佛大学文学教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怀旧的未来》中所说，“怀旧式的爱只能够存在于距离遥远的关系之中。过去与现在，梦境与日常生活的双重形象”。如果不是距离遥远，我们是否还会如此怀念曾经呢？

　　然而，变化和激流本身就是值得尊重的，值得怀念的。不论是无处发泄的青春荷尔蒙，还是加速变动的时代，其本身就是充满着无限可能的。

　　九十年代是一个野蛮生长的时代，是一个奔腾咆哮的时代，它不精致，也缺乏秩序感，却能向现代性保持敞开姿态，充满对未来的想象力。但九十年代的含混性和复杂性也的确让人难以对它下定义，怀念的姿态也只能是一个起点，而非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