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肚量”，当然不涉及“扩招”。说的是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日前到武汉发表演讲，言及教育制度改革，“要改到容得下张五常”。据称，在香港大学，张教授讲课从不备课，也没讲义，更不在黑板上板书，且数次被列为“最劣教师”。一所大学要容得下这样的主儿，可不得有些肚量！

    不过且慢，让我们假设，这样的五常先生来到内地，各大学将有怎样的反应？我想大家仍会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将其纳入自家门下。其人虽授课“最劣”，学问上却具世界声誉，这样的“金字招牌”，有哪所大学会却之不受呢。因此要说大学的肚量，五常先生拿自己举例其实并不恰切。

    大学提倡兼容并包，始之于蔡元培。最有名的两例，都在民国年间，一为梁漱溟先生，一为沈从文先生。两人相同的地方，一是均无大学文凭，且师出无名；二是都年轻，资历是根本谈不上；三是进的都还是名校北大。梁先生不过先前发表过几篇佛学方面的文章，便被慧眼独具的蔡元培先生聘为印度哲学的讲师。沈先生则仅仅是发表了一些小说，在社会上有了一点文名，即被胡适先生请进北大讲授写作课程。以当下眼光，这对后者的“兼容并包”甚至有些离谱。但往后的事实已经证明，那时的北大并未看走眼。

    不能说今日之大学全然没有彼时大学的包容之举。我所知道的，厦门大学就引进了仅有中专文凭的中年学者谢泳。没有上过大学的作家王安忆也成为复旦大学的教授。自然还有更多我们无从了解到的破格者。但一个基本事实是，这些破格进入大学担任教职的人，之前几乎都暴得大名。与其说引进他们反映了大学的肚量，毋宁意味着他们的加入为学校增值了无形资产。这诚然与当年梁、沈二先生被请进北大是两回事。当下进入大学担任教职的公认门槛是拥有博士学位。换作今日，梁、沈二先生能否进入北大，是大可怀疑的。

    说过先生，也不妨说说学生。画家陈丹青为报考自己门下的研究生被外语卡住愤而辞职的往事，早已尘埃落定。怎样看待这件事，社会上曾莫衷一是。日前在电视上看到对国画大师潘天寿的公子、现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凱先生的访谈。重提此事，潘公凱有自己的见解，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或因人而异、因材施教。潘先生以为，所谓“打造一流人才培养模式”的说法根本不能成立，因为真正的一流人才，哪里有现成的培养模式。而既有的“模式”，或对占七八成中等资质的学生有效。正因如此，大学的包容品质，不啻一流人才成长之福音。

    当代大学，无疑乃国家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然其“学术共同体”和“知识、思想、文化、创造策源地”的定位，当是大学更为本质的存在。回到五常先生的演讲，说起他十分推崇的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戴维德，“他只有学士学位，不发表文章，不喜欢教书，这样的人在中国连最低等级的教授也做不了”。可见容得下他的芝加哥大学的肚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