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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四川首次大规模启动古代石刻文字调查与整理,计划用5年时间,联合各地文物部门,对四川现存清代(含)以前的古代石刻文字遗存进行梳理,形成20余万张石刻文字拓片。浩瀚工程的背后,主导者是一位独臂学人,35岁的赵宠亮觉得时间越来越紧迫,他想要救出那些长久静默、遗失在野外的古代石刻。
据不完全统计,在四川,散落各处的古代石刻有5万处。这些由两汉三国,经唐宋,至元明清,跨越2000余年的文字被镌刻在佛院经窟、悬崖峭壁、墓葬石碑、古代建筑上,为后人研究巴蜀地方史、政治史、经济史等提供了宝贵资料。然而,石刻文字正以每年几十上百处的速度减少,被破坏甚至消失,亟待开展抢救式保存。
为主导这场与时间赛跑的史料拯救工作,独臂学者赵宠亮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曲折。在决定考研时,他提前联系导师,确定老师不介意收下失去右臂的学生。在将赵宠亮作为特殊人才引进时,主管单位也向相关部门再三确认招聘信息。但同时,他又是幸运的,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方向。面对不断减少的古代石刻文字,他只希望自己的团队再快点,“给古代石刻文字安个家”。
相较于对出土文物、文献的发掘,赵宠亮从事的古代石刻文字调查与整理是一项更难引发外界关注的“冷门”事业。但“史学便是史料学”,石刻堪称第一手历史资料,任何历史研究的推进都少不了这一基础史料的累积。这些记录着历史细节的史料少一点,就会让后人对历史现场的“复原”少了一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项工作平淡、艰苦,但必须要有人坚守。
在学术研究领域,像赵宠亮这样坚守在史料搜集和调查一线,甘愿坐冷板凳,拥有把历史文化保存视为使命的学人自觉,从最基础的保护工作做起的学人精神,更是务实学术风格的示范。一些重大的历史发现总是能够吸引关注,也能给研究者带来光环。但任何历史研究成果的取得,都离不开无数像赵宠亮这样扎根基层的学者的默默付出。在当前一些浮躁、功利化色彩的学术失范的映衬之下,赵宠亮对学术研究的沉浸,是正向的学术精神的标注。
此外,注重对散落在民间和各式载体上的古代石刻文字的调查与整理,也是一种提醒。因为,在日新月异的社会,不少历史阶段的史料搜集和整理在当前都显得越发重要。这些基础工作的价值,需要得到更深刻的体认,同时也急需更多像赵宠亮这样的学人以“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投入到抢救行动中。
这个月,我们迎来了西南联大建校80周年。不少西南联大时期的著名教授曾主导了安阳殷墟的发掘工作,为中国现代考古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今天,像赵宠亮这样的青年学人坚守在文物保护与考古的一线,当能告慰学术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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