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英国日裔作家石黑一雄以“国际化作家”身份知名。他的小说叙事风格冷静、节制，但内心却热切地关注世界局势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处境。

　　作为一位直面和书写历史创伤的大师，石黑一雄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是从记忆的角度，探讨个人价值与社会变化之间的关系。在他的小说中，主人公总是尽力地去做正确的事情，却不由自主地卷进战争、灾难、政治事件等社会巨变中，遭遇难言的创伤，甚至犯下愚蠢的错误。他们既无法直视满目疮痍的过去，也无法适应日新月异的当下，只好自欺欺人地在扭曲的记忆和刻意的遗忘中寻找慰藉。《远山淡影》中的悦子，《浮世画家》中的小野，《长日留痕》中的斯蒂文斯，《无法慰藉》中的瑞德，《上海孤儿》的班克斯，以及《别让我走》里的器官捐献者，无一不是被时代的浪潮冲走了归属感的迷途者或受害者。

　　石黑一雄敏感地发现，现代社会的剧烈动荡掠夺了个体的传统身份和自由意志。他的作品反映了“二战”后对军国主义的反思、后殖民时代的帝国命运、全球化进程中的区域隔阂和文化冲突等重大事件对人类生活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如何理解人类所面临的这种现代困境？个人的因素自然无法避免，那么对于社会变化，人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

　　在英国文学界，一般的后殖民作家往往通过前置移民经历或展现同胞伤口，从而提出意识形态上的诉求、质疑英国的中心地位。而石黑一雄并未对帝国主义采取一种直接对抗的态度。他在小说中展现了复杂的文化斡旋，它们既不以帝国主义本身为核心， 也并未谴责任何一个具体的帝国主义国家，他关注的重点是普通平民在战争浩劫中承受的痛苦。

　　但是，多元的视角并不意味着缺乏立场。作为一个日本后裔，石黑一雄在访谈中坦率地指出日本在“二战”刚结束后的态度是“鼓励民众遗忘有关‘二战’的一切”，他认为这种态度是“权宜之计”，因为“倘若日本当时仍然不断地去追究战争责任，判定哪些人有罪的话，那么整个国家将分崩离析”。

　　正如尼采所说：不会遗忘的人，也不会生活。遗忘对于国家，对于个体都是生存需要。但石黑一雄认为日本在经历经济复苏和文化重建之后，“已经具备了能够回顾过去的力量，理应去解决与中国和其他亚洲诸国之间围绕‘二战’事实的不同认识这一问题”。他的小说《浮世画家》正是这一观点的体现。小野在“二战”期间希望学习英美等国的扩张道路，振兴民族精魂，却在战后蒙受大众的耻笑和羞辱。在恐惧和不安中，他一次次走回记忆的深处，寻找自我开脱的理由，最终在新时代巨流冲刷之下，鼓起勇气去适应截然不同的社会价值和社会现实。这正是石黑一雄希望日本政府所应采取的态度。

　　在其新作《被埋葬的巨人》中，石黑一雄借助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更宏大的现实指涉，更进一步把“记忆与遗忘”的主题，拓展到集体记忆的维度，探讨“社会和国家忘记了什么，记住了什么”。他认为，如果人们因受阴暗意志的驱使，不去探听，不做调查，是狭隘意志的悲剧。在当今看似和平的外表之下，人们必须有勇气抵制“消极遗忘”，承担责任。

　　石黑一雄曾在一次访谈中与主持人交流过人类的自我欺骗问题，那就是人们生活在三种谎言之中：一是对自己说的；二是对别人说的；三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说的、并且生活在其中的谎言。他的作品从记忆和遗忘的角度，揭示了人类试图隐藏的种种自我欺骗——这正是人类痛苦和纷争的根源之一。在践行“国际化作家”的使命感召唤下，石黑一雄展现出了多元的国际视野和拒绝遗忘的勇气，为纷乱的世界投射来了一道智慧的光芒。（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