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充警察，这在平时可不是闹着玩的，可在危急时刻，就有一个25岁的小伙子敢冒充警察，他就是房山区流动人口和出租房屋管理员刘刚。他在去年北京“7·21”之夜，先冒充警察搬来救兵，后又冒充警察让老幼先走，使170余人获救。他说，“当时不那么说没有人听我的”。（10月27日《北京晨报》）

    虽然刘刚和其他冒充警察不同，是出于救人，但在有的人看来，即使出于好的目的，只要是违法就应该得到处罚。一般来说，这样的认识没有问题，或者说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这样的行为是不是违法行为呢？一般冒充警察都是招摇撞骗，招摇撞骗罪指为谋取非法利益，假冒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身份或职称，进行诈骗，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的行为。而冒充警察救人不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也没有损害国家机关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动，因此这样的冒充警察不能说是违法行为。

    另外，刑法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刘刚之所以在当时冒充警察，也是为了让人相信他好救人，正是他因为冒充警察，所以才让170余人获救。

    “紧急时无法律”，在紧急情况下，如果为了减少损失，不得已采取错误行为，这样的错误行为就不是错误，反而是智慧。所以，我认为没有必要指责这样的“错误”行为，相反，有关部门应表彰这样的救人行为。只要是救人，只要是为了减少损失，无论采取什么行为，只要是这样的行为不超过必要的限度，我们都应该认同这样的行为，支持这样的行为。

    只有营造出一个宽松的环境，才会激发出更多的义举。如果我们对救人的义举过分苛责，过分设置条件，按照平常的条件要求特殊情况下的行为，那么就不会有冒充警察救人的义举。如果我们对这样的行为不弘扬，而是过分质疑，那么就会让很多人面对类似情况而犹豫、而却步。

    在特殊情况下为了减少不必要的损失，我们需要智慧，需要打破常规。好在法律为我们创造了松绑的条件，法律规定：“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该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我们应当用好法律，如为了救人而闯红灯，这不应该处罚，而要表扬。令人可喜的是，很多地方都是这么做的。

    今年9月底，刘刚荣获“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这是让人欣慰的。欣慰来自这样的荣誉不仅仅是表彰刘刚这一个人，而是表彰像刘刚一类人，那就是遇到特殊情况要选择从善，我们不应该考虑过多。只要是一心向善，就会得到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