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近推出的系列专题节目《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地名季在听众间引起巨大反响。有人认为改换地名割断了历史文化印记；有人认为改换地名是与时俱进之举；有人认为老地名应该改回来；有人认为延续文化传承不能仅盯着地名。舆论热议——

　　闸北消失 我们愧对历史

　　去年11月4日，上海市举办“撤销闸北区静安区建制 设立新的静安区大会”，宣布静安闸北合并。自此，闸北从人们的视野中永远地消失了。

　　与闸北一起消失的还有闸北之名古老的历史源头。闸北一词，源于苏州河（吴淞江）上的两座水闸。清代康熙十四年（1675年）今福建路桥附近的吴淞江上建了一座水闸，就是后来所称的老闸。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老闸西面三里外的金家湾（今新闸路桥附近）又建一水闸，称为新闸。嘉庆年间，因吴淞江上船来船往，贸易兴旺，在老闸和新闸周围形成了两个市集，新闸市集为吴淞江下游航运的主要舶船地，集上有船作、铁铺和商肆，市面较盛，而市集附近的吴淞江北岸区域大多仍是田野。上海开埠以后，新闸、老闸北面也开始发展，闸北之名开始出现。

　　与闸北一起消失的还有人们对上海现代文化名人的追寻。在闸北的文化地图上，上世纪初就名家荟萃、群贤毕至，于右任、蔡元培、成仿吾、茅盾、郑振铎、夏丐尊、叶圣陶、俞平伯、鲁迅、柔石、瞿秋白、郭沫若、冯雪峰等先后在闸北定居，闸北文化圈撑起了文化的“半壁江山”。而闸北的消失，使人们再也没有兴致去考究鲁迅笔下闸北弄堂里“薏米杏仁莲心粥”、“玫瑰白糖伦教糕”、“虾肉馄饨面”、“五香茶叶蛋”的叫卖声，人们再也嗅不到闸北文化的气息与温热……后人欲寻这些上海现代文化名人的地域背景，也只能从“括号：原闸北区，现新的静安区”去想象和猜测了。

　　闸北的消失，也模糊了人们对抗战时期上海惨遭铁蹄蹂躏、军民奋起浴血御侮历史的记忆。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侵华日军首先向闸北华界地区进犯，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国民政府军第十九路军奋起抗击。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战役“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闸北华界地区又首当其冲，建筑物被毁，工商业精华消失，人民流离失所陷入无穷的苦难之中，闸北成为“赤膊区”、“上海下只角”。如今，闸北消失了，历史的足迹何处寻觅？

　　近年来，许多地方出于各种考虑，历史古城频遭易名。君不见，原始社会晚期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有“舜放欢兜于崇山，以变南蛮”之说的古庸国所在地——大庸市改名为张家界市；徽州和淮河、皖江文化形成了安徽三大文化圈，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源头之一，而徽州这么具有文化内涵的城市名字竟被改为黄山市……

　　面对乱改地名之殇，我们应该感到愧对历史。地名是记录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是历史的坐标。离开了坐标，历史就无法准确复原，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记忆就会断裂。“任性改名”改丢的不仅是“乡愁”，也改掉了一座城市的历史积淀，更丢失了一个时代的记忆。（淙淙）

　　不崇文不宣武 不是断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型系列报道《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地名季播出后引发热议，很多人都在审视自己所在地区的地名，特别是一些新近改过地名的地方；更多人议论新改的地名好不好，争论真的很热。应该说，《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这样的精品节目越多越好，让更多人重视历史，重视文化，重视传承。这是公共媒体义不容辞的责任，我非常愿意加入这样的讨论。

　　新近改过的地名改得好不好，老地名应不应该再改回来，这其实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北京把东城区和崇文区合并称为新东城区，把西城区和宣武区合并称为新西城区，这两个新地名好不好也一直在争论。有人认可直接以方位命名，加上个“新”字，既防止与老地名相混，也标志着新地名的内涵也不同了。新东城区就包括原来东城区和崇文区，这对于削减市区内的行政区划编制等方面有很大的好处。原来的地名中也有东城区和西城区，加上了一个“新”字，也有了新近改过的标识，能够适应城市新的发展需要，应该算是与时俱进之举吧。但这两个地名的改动却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最典型的就是“不崇文不宣武只认东西”，说改过的新地名扔掉了原本很有历史感的文化韵味，割断了息息相传的文化印记。我觉得这样的批评有失偏颇。

　　崇文、宣武的印记有很重的皇权味道。崇文区因位于崇文门以南而得名，宣武区的命名也与宣武门有关。崇文宣武都是极具皇权意识的文化符号，与皇帝上朝时文东武西的阵仗也有联系。所谓文东武西就是封建时代的一种官制，在朝廷上以皇位而论，文官位东，武将居西，实指文武官员的排列位次。像这样的文化符号在封建皇权时代是必须尊崇的，整个天下都是皇帝自己的，何况是一个区域。而在今天看来，依靠崇文、宣武的地名来维系历史和文化印记就已经没什么必要。所以说，不崇文不宣武不是断根。这样的老地名可以改。

　　老地名其实也分很多种，除了崇文、宣武这样彰显皇权意识的以外，还有一些带有自然和人文标志的，这样的文化符号可以长期留存。像朱雀桥、乌衣巷、沧浪亭、琅琊郡等等，都是极富文化色彩的，这样的老地名当然不应该乱改。它们与崇文、宣武不一样，对各种社会阶层、各种文化、渊源都有相当大的亲和力，应该成为永久的文化符号，传承得越久越好。

　　老地名被改掉了，改得好不好也不是一两代人就可以认定的，所以老地名该不该改回来不是一个争论的议题，而应该成为国家社会治理的一项内容。就像崇文和宣武，有的人认为不应该改，现在应该改回老地名，这个想法也是错误的。地名既然这样重要，就应该由国家立法统一行政，这是当务之急，岂能想改就改，更不能改来改去。（孟蒙）

　　断线风筝 等你回襄阳

　　老地名应不应该改回来？这个问题不用争论，看看襄阳——襄樊——襄阳的曲折弯路，就会有明确的答案了。

　　襄阳，是湖北省所辖的一个地级市。襄阳是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发源地，自古被称为“华夏第一城池、兵家必争之地”。在120回的《三国演义》中，1/4事关襄阳。举世闻名的“襄阳隆中对”，记录了1800年前诸葛亮出山天下三分的历史。这里还走出了米芾、孟浩然，二人均号“襄阳”。闯王李自成在此称王；张自忠将军抗战中，殉国于此。金庸笔下，从郭靖、黄蓉到杨过、小龙女，一个个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也都发生在襄阳。襄阳是一座满载历史和文化的城市，也是中国古代文化和华夏文明的一个亮丽符号。这是一颗璀璨明珠。

　　然而，明珠也曾被沙土掩埋。襄阳，因地处襄水之阳而得名，隔汉江与樊城相望。新中国成立后，襄阳、樊城合二为一成为襄樊市，隶属襄阳地区。1983年，襄樊成了地级市，而襄阳则成了它的下辖县，后又改为“襄州区”，襄阳作为地名已经不存在了，当地人戏称“襄樊吃掉了襄阳”。

　　听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精心策划的《致我们正在消逝的文化印记》集合各种声音记忆传达给我们的信息，让我们心头一颤。襄阳市社科联原副主席刘克勤回忆说，当时襄樊出去招商引资到韩国和日本，市委书记跟别人一介绍说我们是中国湖北襄樊来的，人家会问襄樊是哪里啊？我们说襄樊就是以前的襄阳，人家忙说，襄阳他们知道，三国演义、诸葛亮，马上就找到共同语言。直到2010年，襄阳才重新被叫回，那些曾被塞进襄樊城中的属于襄阳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才又被人们明晰地看到。

　　地名到底是什么？它真的是我们随心所欲、漫不经心扔给一个地方的代号和称谓吗？想起近几年来遍地都是的“新某某区”，觉得它们像断线的风筝，飘来荡去。“新”叫久了就会老，后人岂不会很费解？还是学学襄阳吧。（宗禾）

　　争改琅琊 并非敬重文化

　　在刚刚过去的2015年里，随着电视剧《琅琊榜》的热播，“琅琊”二字瞬间被炒热，江苏、山东、安徽多地纷纷争抢“琅琊”之名，安徽滁州琅琊山更是把“会峰阁”更名为“琅琊阁”。乱象让人深思。依我看，争改琅琊，并非敬重文化，倒是更加看重经济利益，无非是都想借着电视剧的热播，吸引公众眼球，推广本地的旅游业。

　　“琅”指像珠子一样的美石，“琊”是像玉一样的骨。这样美好的文化符号用来作地名，肯定会顺应无数热爱家乡的人的心愿。加上电视剧《琅琊榜》把天下正义和宫廷斗争演绎得惟妙惟肖，主人公的智慧和心计更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影视画面又摄制得美妙绝伦，谁不想把电视剧中的琅琊认定为自己的家乡，把像珠子一样的美石和像玉一样的骨占为己有，这大概是人类通病。尽管这些地方在争抢琅琊的时候，明明白白知道自己家乡的外观样貌与电视剧《琅琊榜》中的琅琊相去甚远，却丝毫没有因为家乡的琅琊比电视剧中的琅琊杂乱和破败很多而愧疚和自责。

　　不仅是琅琊，根据影视作品改地名的闹剧屡见不鲜。一顿争抢过后，杂乱和破败依然，不仅文化印记没能延续，就连靠影视剧推火的商机都不能多热几天。这样的争抢到底有没有意义？

　　所以，说到老地名该不该改回来，我的观点是否定的。就算琅琊真是你的家乡，你不敬重本该传承的文化，只是想靠古人曾经的辉煌为自己多牟些利益，你还有何面目自称是某某后人？倒不如俯下身去，靠自己扎扎实实的苦干，把曾经辉煌的家乡建设得更好，再来宣称你是某某后人，那多体面。中国人都太愿做表面文章，是否能延续文化继承传统不应该仅仅盯着地名。如果遍地琅琊，即使无处自称琅琊又有什么不好？靠把老地名改回来而满足自己的成就感的人其实是在自欺欺人。留些印着美好过往的老地名放在典籍中不受糟蹋，其实也是一种德行。（孟德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