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注商标后恶意投诉，使本有商标在先使用权的被投诉商家的产品下架，然后与该商家谈判，意图高价卖出商标……当前，随着电商经济的发展，知识产权领域中这类现象越来越多见。为应对知识产权领域日益严重的恶意投诉现象，近期，投诉禁令在各地法院集中出现。

　　近期投诉禁令集中出现，主要原因有三个。

　　一是电商法与知识产权法中的通知删除规则，很容易被滥用。通知删除规则本来是保护权利人合法权利的，但在电商经济、直播带货经济等竞争激烈的行业中，通知删除规则没有足够平衡被通知人的权利。从目前的法律规定看，滥用通知删除的法律结果只有“错误通知”侵权责任。这种法律结果，后果较为轻微，不足以弥补错误通知导致的损害。

　　二是恶意投诉人已形成黑色产业链。从现有互联网生态产业结构看，至少在电子商务、直播经济、短视频等领域，广泛存在以获取非法利益为目标，以敲诈勒索为手段的恶意投诉人群体。这样的群体构成比较复杂，既包括竞争对手及其代理人，也包括普通网民，还包括职业勒索人等众多群体。

　　三是现行法律存在模糊地带。通知删除规则最早出现在20世纪末的美国版权法，后被我国包括知识产权法、电商法、侵权责任法等相关法律采纳，民法典中也明确了通知删除规则。后来，为平衡各方利益，相关法律又引入转通知和反通知规则。一般来说，从长远看，反通知和转通知能够保障权利人的合法权利，但无法在短期内避免恶意投诉者的骚扰，无法对抗平台设置的服务协议“游戏规则”。特别是在电商大促活动中，其一年的营业额都靠着几次活动完成，一旦遇到恶意投诉者，损失并非是简单的“错误通知”侵权责任能够挽回的。尤其是在法院判决并不太支持“预期利益”损害的情况下，很多被恶意投诉者大都以赔钱和带人卖货等方式妥协。

　　因此，投诉禁令制度就成为遏制恶意投诉者，维护正常网络生态制度的重要手段。不过，该项制度仍存在一定适用问题，在以后的平台规则设计和进一步修法时应充分考虑到。

　　首先，投诉禁令制度只能通过法院提起。这项规则较为复杂，需要专业律师团队以及明法晓理的法官才能充分支持。这样一来，禁令提起成本较高，有的时候，时间紧迫性也比较强，缺乏制度性保障。

　　其次，投诉禁令制度难以应对饭圈文化中的“黑粉”等集体举报事件。投诉禁令须与互联网生态治理相结合，平台则需要以网络服务协议等方式，固定此类事件的解决办法，如信用体系的建立，处罚滥用投诉权等。

　　最后，投诉禁令制度还缺乏与反通知制度的衔接。民法典、电商法等法律规定的反通知制度，实际是在给予被投诉者申辩权的基础上，让投诉人走诉讼程序。但投诉禁令却与此相反，让被投诉人采取司法手段。这种立法上的不同，让两个制度很难和谐共处，容易浪费司法资源，也容易出现同案不同判的情况。

　　总体来说，投诉禁令制度这项知识产权方面的司法创新，有助于知产侵权行为的及时止损，对规范网络生态意义重大。当下，可在此基础上依靠进一步修法，完善各制度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平衡网络生态。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