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这批翻译家和学者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

　　我是做文学研究出身，其间开始做翻译工作，并且越做越多，从巴尔扎克开始，后又翻译《茶花女》《基督山恩仇记》等。退休以后我更以翻译为主，翻译了一系列文学经典如《悲惨世界》以及凡尔纳、莫泊桑等人的作品，甚至还译出一万行法国诗歌。近年来我对雨果小说产生特别兴趣，索性把雨果全部小说都译出来。

　　由于翻译数量较多，很多人以为我主要是个翻译家。其实我首先是文学研究者，然后才是翻译者。翻译建基于我对外国文学的研究。在翻译巴尔扎克之前，我写过《法国文学史》相关章节、写过《论巴尔扎克》。有了对巴尔扎克的充分研究，我才开始尝试翻译这位文学巨擘。在之后的学术生涯中，我的研究和翻译并肩而行：《法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在学界影响颇广，翻译作品超过1700万字。两者相互促进，学术研究提升翻译的雅信，细读的功夫又促成研究的深入。回望我毕生的工作，其实是翻译和研究的相得益彰。

　　作为已到暮年的翻译者，我深切感到要给中国读者提供精美、丰盛的翻译作品。我之所以看重文学经典，因为经典历久不衰，具有不同凡响的质量。把这样的作品介绍给读者，需要一篇好的序言。序言不能敷衍塞责，译者须像对待翻译作品那样用心才好，在有限的篇幅中让读者知道作品好在哪里、价值是什么、为什么如此受欢迎等等。只有对作品进行过实在研究才能深中肯綮地把其中妙处说个明白——研究者的身份使我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对我来说，写出一篇序言佳作，才能形成一部好的翻译作品。我把近年所写序言集中在一起，编成《法国经典文学研究论集》，每篇1万余字，共42万字。这些序言大多是在翻译基础上对作品进行详尽文本分析，探索作品思想内涵与艺术成就，说明作家创作特征及文学史地位。我很看重这部分工作，这是我对法国文学的研究成果，它与我的翻译成果连成一体。

　　比如，像《悲惨世界》这样一部小说，内容那么丰富，读者可能并不理解雨果为什么要写这个历史事件而不写另一个，为什么要写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失败？原来这么写能够提升作品立意。写作技巧也要讲一讲。雨果在《悲惨世界》里运用大量心理描写，实际上整部小说是由心理描写组织起来的。译者在序言中不说这些，读者未必全部了解，可能就不能真正懂得作品的价值。再如《基督山恩仇记》，一般读者都被小说曲折情节吸引，大仲马在小说中运用何种手法组织情节，读者却茫无头绪。如果译者能分析出大仲马的高超技术，就能让读者更深切地领会创作何以取得成功。我总结出大仲马的创作手法是：情节曲折、安排合理，结构完整、一气呵成，善写对话、戏剧性强，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点明这部小说的杰出成就，说明它不愧为通俗小说的佼佼者。又如《追忆似水年华》，不同于法国评论家普遍认为普鲁斯特的手法是心理描写，我在序言中认为“意识流”更切合普鲁斯特的手法。我把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分为五六个方面去论述，就更为透彻。

　　我们研究、翻译西方文学，不能做西方文化搬运工，而要做拥有独立思想的创新者。中国文化走出去，必须培养一批具有多重文化知识素养积淀的学者和翻译家，作为中外文化交流传播的桥梁。同时，这批翻译家和学者应当具有思想和创见，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坚守思想立场，挖掘本土学术思想和精神，决不能在西方当代文化思潮之中失去自己的声音。

　　(郑克鲁，1939年生，广东中山人。曾任武汉大学法语系主任兼法国问题研究所所长，现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编著有《外国文学史》《法国文学史》《法国诗歌史》《普鲁斯特研究》等，译作有《悲惨世界》《基督山恩仇记》《第二性》等30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