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种种冠以“最优”“年度最佳”“年度最好”“中国最好”等字样的文学作品又将涌现书坛，这几乎成为了出版业每年的“规定动作”。通过作品年选，对全国范围内一年的文学创作成就来一番总结梳理，的确有助于“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然而，由近年来文学作品年选出版情况来看，往往“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各说各重要”，对优秀作品的共识度严重不足。这不免令人生疑：究竟哪家的选本更为可信？如此众多的“最佳”“最优”是否皆货真价实？
不可否认，文坛遵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学创作不可千篇一律，不同读者对于作者及其作品尽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从大方向看，优秀乃至经典之作还是有着基本趋同的标准与判断。而且，我们所置身的这个时代，各类作品浩如烟海，选出年度“最佳”“最优”也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仔细审视不难发现，今天被广泛认可的诸多经典，在它们产生的时代已经完成了初步的经典化，正所谓“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那么，文学年选所追求的，也应该是致力将现时条件下的优秀作品尽可能发掘出来，将其优秀之处尽可能作令人信服的阐释，努力使所编选之作经得起读者的检验，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为这些真正堪称优秀的作品在今后走向经典化提供可靠铺垫。
文学年选的编选看似简单，实则对编选者的要求极高，稍不留意就可能把年选做成“拼盘儿”“杂拌儿”，成为独家“自娱自乐”。作为文学年选的编选者，需要以传世的追求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般，细致严谨地对待自己的工作。这就需要他们首先抛却急功近利心理，克服浮躁这个顽疾，编选之初先别想着如何迎合市场，谋求可观的经济利益，而应本着宁缺毋滥的原则，专注于文本本身，执着于经典的认定标准，尽力把那些思想性、艺术性俱佳的作品遴选出来。
文学年选的编选者想要沙里淘金，把精品力作真正打捞出来，还须坐得冷板凳、下得苦功夫，广泛涉猎，多方搜罗。20世纪30年代，编辑出版家赵家璧编选《二十人所选短篇佳作集》时，不惜兴师动众在全国范围内组织20位专家焚膏继晷、披沙沥金，为的就是“尽力照顾到文学界的各个方面和几个主要地区”，力求通过年选的形式记录历史。然而如今，据看到的一些报道，有些诗歌年选的选本，仅凭寥寥几个人的力量，在很短的时间里局限于七八本刊物寻宝，如此怎能呈现出诗歌发展的阶段性面貌，所选作品如何经得起检验？
鲁迅先生曾言，“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在各类文学年选琳琅满目、泥沙俱下的形势下，需要有人守住初心、保持定力，爱惜自己的羽毛，少做或不做浪费社会文化资源、自然资源的无用功，努力通过卓有成效的付出，造就文学年选的精品珍品，使文学年选中的作品配得上年度之“最”。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长治支行）
这两天，一则学生在大街上遇到昔日老师大打出手“报仇”的新闻在网上热传，打老师的学生一边动手一边教训说：“你还记不记得我?以前咋削我你还记得不记得?知道不知道?过去十几年了!”
女子“霸座”只是个别的案例，如果处理不当，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和谐起到不好影响。
教育始终要面向未来，相关规划，不能是“铁路警察只管一段”，要着眼于长远。
只有建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人才顺畅流动的制度体系，畅通进入党政领导岗位和公务员队伍渠道，才能让公务员队伍结构更加优化，更高效优质地为公众服务。
2018年即将过去，回首过去的一年，让我记忆最深的，也最感动我的是，在2018年7月8日，两个小孩掉入池塘溺水现实中，这样的“平民英雄”还有很多，透过他们的事迹，我们感知到来源自内心的善良和大爱，真切触摸到来自民间的道德力量。
2018年的这本尤其如此。饶宗颐、李敖、常宝华、盛中国、单田芳、朱旭、师胜杰、金庸、二月河……一个个曾在时代大舞台追光灯下领一时风骚的鲜活人物相继谢幕，空留惋惜、不舍、怅然于台下。“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重庆市江北区观音桥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祥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马善祥同志是司法行政系统的一面光辉旗帜,他的先进事迹代表了改革时代奋进、开拓、创新、发展的伟大精神。学习马善祥同志,对于加强司法行政系统思想政治建设,提升司法行政工作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是他赴藏时的壮志豪言；“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是他奉献高原的座右铭；“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事业重如冈底斯山”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他献身的雪域高原没有忘记他，历史没有忘记他！”是他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历史印记。他就是孔繁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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