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摹和写生是绘画与书法艺术中的两种方法。按照原作仿制书法或绘画作品的过程叫作临摹，写生则是直接以实物或风景为对象进行描绘的作画方式。英文中，临摹与写生分别为Copy和Paint from life，这似乎更传神地表现出了二者的不同。临摹是对现成作品的复制，而写生是对现实事物的描绘，是一种抽象，是一种创作。

　　与书法绘画中的临摹和写生相似，做社会科学研究乃至政治学研究似乎也有这两种方法。近年来，我参加了《政治学研究》这本中国政治学界重要学术刊物的编辑工作，在编辑和办刊工作中经常接触到两类稿子，很像是书法绘画中的临摹与写生两类作品。

　　“临摹”类的稿子，当然并不是完全照搬照抄，大多是将同一题材、同样观点、同类资料的不同文章综合汇集而成。看这类稿子的时候总有似曾相识和似是而非的感觉。所谓“似曾相识”，就是总会感到文中的论点、论据并不新鲜，通常是已知或重复的看法。所谓“似是而非”，是这类文章往往文气不通，像是由不同板块组合拼装起来的。就一段话、一个板块看，还算是文通意顺，但不同板块加在一起就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对劲儿。这种文章看多了，慢慢就明白了。

　　原来这类文章并非作者对真实事物、真实问题进行完整的观察与思考的结果，只是在别人已有的研究成果中，按照自己的想法取其所需，东拼西凑而成。这种“照猫画虎”的作品当然不具备独立认知，不具备对研究对象内部结构的解析与把握，结果自然就是似是而非、半通不通了。我们把这类稿子称为：编制稿件。

　　另一类稿件类似于“写生”。这类稿子往往具有一定的原创性，作者对某一社会现象、某类政治问题进行了独立、系统的观察与思考、调查与研究。对研究对象的事实、原因、过程以及意义和趋势等相关问题进行了分析与综合、归纳和抽象，进而得出某些理论化的认识。这类研究是将客观事物抽象为主体映像。就人的主观和认识而言，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类“写生”的稿件，有的也许生涩、也许稚嫩，但一望便知是作者自己琢磨出来的，是独立的和比较完整的，其中的上品是有创造性的和有知识贡献的。简而言之，这类文章是“写”出来的，而不是“编”出来的。

　　我常常把那些“临摹”的文章称为“巧克力”，而把那些“写生”的作品称作“蜂蜜”。临摹得来的文章好似把可可粉加上白糖做成巧克力，而它只是不同物质的混合拼加而已，其中并没有发生“化学反应”，并没有生成新的物种。而写生得来的文章，好似蜜蜂采花再将花粉酿成蜂蜜，那里面发生了质变，蜂蜜是新东西，是原来没有的。

　　在“临摹”与“写生”两类稿子背后也许还有更深的意味。前不久听到一个意见，说是希望我们的研究所既要重视现实问题研究，又要重视基础理论研究。这就奇怪了。什么是基础理论研究？怎么做基础理论研究？理论来源于实践，研究当下现实问题难道与基础理论无关吗？二者应该被对立起来吗？在我看来，理论研究恰恰不是研究理论。真理一旦被认识就简单了，已经明明白白摆在那里的理论还有什么需要研究的呢？!在我看来，研究现实问题恰恰是理论研究的基础，理论都是从现实问题的研究中提炼升华而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础理论研究要从现实问题研究做起。

　　那种把所谓现实问题研究与基础理论研究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的看法，实际上是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社会科学研究，错把重复性的、知识性的学习当作理论性研究、创造性研究。这种误解与俗见也让我想起2000多年前汉初陆贾对当时那些因循守旧、思想僵化俗见的批评。陆贾在《新语》里说：“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淡于所见，甘于所闻，惑于外貌，失于中情。”可见那种关起门来读死书、拿着鸡毛当令箭的迂腐学风古来有之啊!

　　当今时代、当今世界，我多么希望更多地看到我们的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能做时代的学问，能为国家为人民做学问，而不是躲在象牙塔里翻书本。我多么希望年轻学者们趁着年轻，去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读大地之书、读社会之书、读人性之书。总之是读社会实践这本“无字天书”，多“写生”，少“临摹”。我们的生活在迅速变化，我们的国家日新月异，外面的世界风起云涌。难道这些不值得以认识世界、探求真理为业的学者们去关注、去研究、去发现吗？难道当今世界不精彩吗？难道身处当今时代“临摹”比“写生”更有意思吗？

　　不管别人怎么想，作为一本学术刊物的编辑者，我希望、我喜欢看到的是写生作品。

         (作者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