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4年前的今天，罗布泊一声巨响，伴随着一团蘑菇云升起，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成功。研制原子弹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难最复杂的工程，只有美苏英法掌握，也是它们最高的国家机密。但在各种严密封锁之下，中国科研人员凭借自己的知识水平、技术积累和不懈努力，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任务”。

　　对比现在，当时的新中国可以说在经济上是一穷二白，科研技术能力积累也处于刚起步阶段，而相关的重要研究设备更是无从谈起。就是在这种状态下，中国一群甘于奉献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投身戈壁滩，用不懈努力的“两弹一星”精神，造就了后来一个又一个奇迹。笔者认为，时隔50多年，看看今天我们面临的外部环境，中国科学工作者仍有必要坚持“两弹一星”精神。我的父亲朱光亚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父亲于我的言传身教，一点一滴地融入生活习惯中，成为人生准则和坚持信条。这让我也更深切地体会到“两弹一星”精神的内涵。

　　首先，让一个集体爆发最大的力量。奥本海默有美国“原子弹之父”之称，库尔恰托夫是苏联的“原子弹之父”。那么，谁是中国的“原子弹之父”？2011年父亲去世时，俄罗斯媒体曾将他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但我清晰地记得很多年前就此问过父亲，他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搞这一套。我个人理解，完成中国原子弹研制的是一个集体，而它的技术攻关领导层也是一个集体。李政道先生曾撰文写道，这支科学家团队之所以“了不起”，既是因为其中包含了许多杰出的科学家，更重要的是这个团队整体效率很高、整体创造力发挥得特别好，毫不逊色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甚至更好。

　　其次，不看重金钱，甘于寂寞。上世纪60年代初，这批才华横溢的科学家从人们的视野中集体“失踪”了，一“失踪”就是十几年。当然，这里所说的“失踪”是指他们在各种学术交流的舞台上消失了。在生活中，他们并没有“失踪”，在我们所居住的大院里，我经常会看到他们的身影，上班、下班、排队买菜。包括父亲在内的很多人，都是年纪轻轻从美国学成归来，放弃大洋彼岸的优越物质条件和科研条件，一心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直到后来，他们也很少自称“院士”，父亲认为院士不是职务，不是职称，不宜作为称谓。

　　第三，做事时刻讲求严谨、认真。我印象中最为深刻的是父亲做事的严谨和认真，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中都是如此。这也是一种科学精神，在科学研究中要对出现的所有问题都追根刨底，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不严谨会把误差带进来，会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结果。

　　第四，挑战越大，动力越大。与50多年前相比，现在的中国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科技水平都有了跨越式发展。相类似的背景是，在航天、核工业等领域发展中，总有一些外界势力对中国实施“封锁”。在原子弹、氢弹研发时，这种封锁是相对更彻底的，中国研究人员拿不到任何资料。但是，他们面对巨大的挑战，心里憋着一口气。他们把挑战变成了动力，可以说“两弹一星”完全是“逼出来”的自主研发。

　　第五，持之以恒 ，专心做一件事。一个伟大的人并不是生来伟大的，而是在日积月累中一点点地成就。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具备优异的能力，实际上能够从始到终坚持做一件事是很难的。我父亲说他这一辈子主要做的就一件事—搞中国的核武器。他每天都在琢磨这件事，不被别人意见干扰，坚持自己的观点，研究之路就是打开一把把拦路锁，直到最终大门敞开为止。持之以恒，从不放弃，那将是一生的事业。

　　今天我们的确面临个别国家在核心技术上的“卡脖子”，但是在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时代，那些新发现的基本自然规律和原理必然会公开发表，这是全人类共享的财富。能被封锁的只是有国界的“发明”和根据发明创造的产品，从这个性质来看，封锁对中国自身发展的影响只是暂时性的，我们应坚定信念。此外，我们的体制优势是“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在“两弹一星”方面多次被证明是获得成功的关键。

　　但是，当下的中国社会充满了浮躁，年轻人身上缺少了严谨、认真和执着，常常是哪里工作环境好、给钱多就去哪里，频繁跳槽、好高骛远。不少所谓的创新也是或者靠“模仿”去挣快钱。因此，今天我们更应该看到“两弹一星”精神的稀缺性，让这种精神继续带给我们不畏挑战的强大动力。(作者是北京科银京成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本文由郭媛丹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