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有所育”急需降低托育行业门槛
齐鲁晚报评论员 王学钧
//www.workercn.cn2017-11-15来源: 齐鲁晚报分享到: | 更多 |
据权威部门统计,我国婴幼儿在各类托育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1%,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入托无门”成为很多0岁到3岁婴幼儿家长的心病。新华社记者的这一“观察”结果,将由“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激起的这轮舆情引向托育问题的更深处。
几天来,随着舆论不断发酵,人们已围绕“虐童事件”对从业人员素质、托育行业监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相关单位出面谴责,当事公司公开道歉,当事人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舆情似乎正按照既定的逻辑走向尾声。所幸,总有人不肯就此作罢,而是透过个案表象,将关注焦点引向我国托育行业的最大痛点——托育服务严重供给不足。
0岁至3岁的婴幼儿,入托率只有4.1%!婴幼儿入托率如此之低,究竟为什么?诸般原因之中,或许有育儿传统的惯性,有经济负担上的考量,有对托育服务质量的不放心,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显然在于托育服务供应严重不足。正是这种严重的供给不足,令绝大多数婴幼儿家长陷入“入托无门”的窘境。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本该颐养天年的父母与素质良莠不齐的保姆。这种选择不仅往往有损于父母的“老有所养”,婴幼儿养育的质量乃至安全性也难以保证。学前三年的托育状况虽然好一些,但供需之间依然缺口巨大。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与生活水平、育儿理念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需要“好入园”“入好园”。可以想见,如果不有所作为,托育服务紧缺的情况将会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供不应求?表面上看,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源于托育机构数量不足,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托育服务行业准入门槛过高。
在现行的管理架构内,学前教育从3岁开始,教育部门只负责3岁以后学前教育机构的监管,0-3岁托育服务尚无明确的主管部门。在这种监管状态之下,一方面是3岁以上的托育机构牌照“紧缺”,许多想从事托育的单位与个人被挡在合法经营的门槛之外;一方面是0-3岁的托育服务被抛进一种灰色地带,教育部门不“主管”、不发教育许可证,以“教育咨询机构”身份去办营业执照,工商部门又嫌不具备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资格。于是,一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出现了,一方面是旺盛的托育服务需求亟待满足,另一方面则是托育机构总量不足,无法提供足量的托育服务。
毫无疑问,有效降低托育行业准入门槛已成当务之急。当下,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方面作出努力:尽快将0岁到3岁年龄段的托育服务纳入教育部门管理范围,尽可能放宽开办托育机构的资质要求,允许现有公办幼儿园增设托管班,明确并鼓励幼儿入园年龄向下延伸。如果这一点一时难以达成,就从工商管理方面着力,放宽对“教育咨询机构”的限制,让诸如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之类的经营资格更容易获得。总之,无论单位、企业与个人,无论公办与民办,在修订并守住“底线”的同时,努力让更多的力量进入托育行业,成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充裕的托育服务。这不仅可以及时补上托育市场的巨大缺口,也可以有效改善托育行业的监管水准。试想,如果携程这样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到办园资格,就不必“借助”上海市妇联的力量,监管上的灰色地带就会大大减少,“虐童事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当然,从长远来看,托育难题的根本解决更大程度上要端赖于公共投入,明确托育的公共服务地位,将托育服务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事业。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必须取得“新进展”的七项民生要求中,“幼有所育”排在首位。婴幼儿托育问题关乎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无论如何,该是在这方面大有作为的时候了。
几天来,随着舆论不断发酵,人们已围绕“虐童事件”对从业人员素质、托育行业监管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相关单位出面谴责,当事公司公开道歉,当事人员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舆情似乎正按照既定的逻辑走向尾声。所幸,总有人不肯就此作罢,而是透过个案表象,将关注焦点引向我国托育行业的最大痛点——托育服务严重供给不足。
0岁至3岁的婴幼儿,入托率只有4.1%!婴幼儿入托率如此之低,究竟为什么?诸般原因之中,或许有育儿传统的惯性,有经济负担上的考量,有对托育服务质量的不放心,但是,最关键的一点显然在于托育服务供应严重不足。正是这种严重的供给不足,令绝大多数婴幼儿家长陷入“入托无门”的窘境。无奈之下,他们不得不求助于本该颐养天年的父母与素质良莠不齐的保姆。这种选择不仅往往有损于父母的“老有所养”,婴幼儿养育的质量乃至安全性也难以保证。学前三年的托育状况虽然好一些,但供需之间依然缺口巨大。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与生活水平、育儿理念的普遍提高,人民群众对托育服务的需求会越来越旺盛,会有越来越多的孩子需要“好入园”“入好园”。可以想见,如果不有所作为,托育服务紧缺的情况将会越来越严重。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供不应求?表面上看,托育服务供给不足源于托育机构数量不足,但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托育服务行业准入门槛过高。
在现行的管理架构内,学前教育从3岁开始,教育部门只负责3岁以后学前教育机构的监管,0-3岁托育服务尚无明确的主管部门。在这种监管状态之下,一方面是3岁以上的托育机构牌照“紧缺”,许多想从事托育的单位与个人被挡在合法经营的门槛之外;一方面是0-3岁的托育服务被抛进一种灰色地带,教育部门不“主管”、不发教育许可证,以“教育咨询机构”身份去办营业执照,工商部门又嫌不具备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资格。于是,一种谁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出现了,一方面是旺盛的托育服务需求亟待满足,另一方面则是托育机构总量不足,无法提供足量的托育服务。
毫无疑问,有效降低托育行业准入门槛已成当务之急。当下,至少可以从如下一些方面作出努力:尽快将0岁到3岁年龄段的托育服务纳入教育部门管理范围,尽可能放宽开办托育机构的资质要求,允许现有公办幼儿园增设托管班,明确并鼓励幼儿入园年龄向下延伸。如果这一点一时难以达成,就从工商管理方面着力,放宽对“教育咨询机构”的限制,让诸如提供午餐、全日制托育之类的经营资格更容易获得。总之,无论单位、企业与个人,无论公办与民办,在修订并守住“底线”的同时,努力让更多的力量进入托育行业,成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充裕的托育服务。这不仅可以及时补上托育市场的巨大缺口,也可以有效改善托育行业的监管水准。试想,如果携程这样的企业可以直接申请到办园资格,就不必“借助”上海市妇联的力量,监管上的灰色地带就会大大减少,“虐童事件”很可能就不会发生。
当然,从长远来看,托育难题的根本解决更大程度上要端赖于公共投入,明确托育的公共服务地位,将托育服务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大力发展普惠性托育服务事业。在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必须取得“新进展”的七项民生要求中,“幼有所育”排在首位。婴幼儿托育问题关乎民族与国家的未来,关乎千家万户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无论如何,该是在这方面大有作为的时候了。
编辑:穆田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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