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本身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绝不可能具有人类的理性诉求和表达，更不可能有积极的自我认知能力和情感、意念产生、输出机制。不会主张自己的人格权，更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个人尊严和隐私。由此而论，“他们”只能是客体而不能飞升成为主体，更不可能获取法律人格甚或取代主体的法律地位。

　　今年五月，中国围棋职业九段棋手柯洁和阿尔法狗AlphaGo进行人机对决，最终以0：3败北，少年天才棋手输给了机器人，输得干净彻底，输得心服口服。

　　柯洁输了，也服了，但内心的痛苦却溢于言表。有人为此遗憾不已，有人为此振奋不已。遗憾者是典型的悲观主义者，认为机器迟早会超过甚至取代人类；振奋者是典型的乐观主义者，认为机器迟早会克服人的各类缺陷和弊端，成为新兴人类。

　　无论是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都过高抬升甚至神化了AlphaGo的地位。其隐含的前提不言而喻：人工智能必然超越甚至取代人类！

　　但从语义和逻辑层面而论，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是人类通过科学手段和工具模仿、拟制自身的技术工具，目的是延伸、提高人类的能力、技能。此点决定了人工智能的价值前提和逻辑前提：它们有人的要素，但前面永远得加上“机器”的限定词；它们有智能，但永远不会逃脱“人工”的设计和编程。

　　从哲学层面而论，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情景，但无论是主体自我认知，还是价值体系构建和行为模式选择，都是人类意识、智慧的产物。人工智能很先进，可以做工、下棋，甚至成为性爱伴侣，卖萌、撒娇，体现了极高的智商，甚至还可能生成发达的智能开发、传承系统。但人工智能不可能迸发思想火花，不会考虑自身的存在价值，不会考量自身和外在世界处于何种关系，更不会想到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这些终极性、永恒性价值命题。这些玄虚而抽象的问题，只有人类的智慧才能以神学、哲学的科学形态进行思考、探索。

　　此外，人工智能可以模拟情感，但不能生成感情涟漪。智能机器人可以开玩笑、聊天，甚至还会成为人类的玩偶甚至“配偶”，英国也出现了人类与机器人结婚的先例，日本更批量生产了大量的机器人“伴侣”。可惜，所谓的配偶、伴侣都得打双引号。因为，机器人产生于编程，是人脑的机械化移植和扩张，但它并不能如人类一样产生感情。不会因为母亲的归来而欣喜若狂；也不会因为恋人的离去而伤心欲绝，更不会在两情相悦的时候激情荡漾。它们可能通过程序组合成甜言蜜语，送上鲜花，温情表白，但它们的内心永远不会产生发自内心的深沉情感和矢志不渝的忠诚。

　　所以，人机大战告一段落，柯洁当着众多媒体哽咽哭泣。实际上，我认为柯洁应当尽快地释然和欣然：释然是针对胜败结局；欣然是因为AlphaGo既不会为失败而哭泣，也不会为成功而骄傲——因为，哭泣和骄傲是智慧动物如人类才有的特定情感表达。

　　这就必然引出一个问题：法律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定位？以民法而论，亟待考量和解决的问题就有如下三端：

　　首先，人工智能能否成为新兴人类，获取人的法律人格？结论应当是否定的。近代以来，理性主义哲学体系对人格进行了高度抽象，最后通过拟制于民法典中予以沉淀、固化，其依据就是：只有具有诉求-回应-言说三大能力者，始能成其为“人”。人工智能本身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但绝不可能具有人类的理性诉求和表达，更不可能有积极的自我认知能力和情感、意念产生、输出机制。不会主张自己的人格权，更不会意识到自己的个人尊严和隐私。由此而论，“他们”只能是客体而不能飞升成为主体，更不可能获取法律人格甚或取代主体的法律地位。

　　其次，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行为能力？在智能、技能层面，人工智能可以炫世骄人，可以趋近无限可能，无论是数据分析，还是无人驾驶，抑或是高难度作业，都可远胜人类。但从民法角度考察， “他们”既不具备理性的判断能力，也不会有人类的自私自利或宽和温柔，可以在缔约过程中讨价还价，可以在履约过程中主张不安抗辩权。“他们”不是权利本体，甚至不能成为代理人，因为“他们”仅仅是一种媒介、工具，是遵循程序、指令而为的被动行为，不具备自我认知能力，更不具有独立为意思表示的能力。

　　再次，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责任能力？基于上述分析，人工智能既无主体人格，也缺乏人的行为能力，自然就不存在独立的责任能力。 “他们”是忠实的程序执行者，如果导致使用人财产损失或者人身伤害，我们还得锁定生产商、销售商作为被告，这责任也只能是产品质量瑕疵所引发的侵权责任。

　　如果哪一天，你的机器人“伴侣”突然离家出走，自动消失，你不可能请求“她”回归家庭，也不能向“她”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在这一点上，“她”和你的情感关联甚至抵不上你的爱犬。

　　（作者系西南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