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前，笔者与国内某媒体人私聊。他说在国际上，对日本人的评价比中国人好，值得研究。他说的“评价好”，指的就是“国民素质”问题。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还不太方便公开议论。但以刘仰先生11月3日在《环球时报》发表的《从反思国民素质到文化自虐》一文为例，今天中国媒体热烈讨论国民素质问题，这既反映出国家发展进程中，器物进步与观念发展不协调造成的焦虑，也是中国国民自我反省精神发展的结果。

　　笔者日前网上看到一张照片，某幼儿疑似在北京地铁便溺，其父母却听之任之。究竟应怎样看待上述“小节不检”？这究竟属于“文化劣根性”，还是“轻犯罪”？抑或道德问题？

　　这张照片，引来无数谴责、愤怒。对这幅照片，可有多种解读。每个人境遇不同，解释就可能相异。我曾想，如果这种尴尬发生在东京都内电车中，东京的父母将如何处理？

　　但假如忘穿纸尿裤，而孩子大小便失控，这时父母应如何应对呢？在日本，母亲出行，总会随身携带一些手纸，她会用这些纸张擦拭孩子尿迹。

　　假如孩子父母没有携带手纸，情况将会如何？常常是周围出现热心人，掏出携带餐巾纸协助孩子父母清理。

　　所谓“先天素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任何一种“国民素质”，任何一种“道德”，都不是抽象的，它们都取决于许多具体情况、具体个人境遇。

　　读到谴责那对父母的文字时，我想起小时在中国东北乡村甚至城市，不少家长如同照片那一幕，放任婴儿在家中地上便溺。虽然我不以为然，但那却是现实。我注意到，前述照片中那对父母身边，有一旅行箱。或许，他们来自某一乡村，他们是在以一己之常识，来处理眼前的问题。他们仅仅是缺乏现代社会常识，如果他们拥有现代高密度城市空间生活的常识，本应该避免上述令人尴尬的一幕。

　　我不是为那对夫妇行为辩护，我也认为谴责、为之愤怒均可以理解。但我还是认为，对于舆论来说，更应思考的是：面对高度城市化、全球化，中国人究竟应该如何避免类似尴尬，或网络所说的“国民素质低下”问题。

　　我们的任何一种行为，任何一个决定，都是个人知识、经验与境遇的组合。媒体面对这种问题时，是否应多考虑一些行为主体个人的体验与境遇？是否应多提出一些建议？周围的乘客，是否能以同情的态度，伸出支援之手？

　　我不否认，的确有些人在故意破坏公共环境，有的人行为触犯治安法规，属于轻犯罪。但对更多人来说，若他们不知道在公共空间随地丢垃圾、吐痰、污损公物触犯法律法规，其行为仅仅属于“无知”。如果他们是初犯，也可以免于处罚，或仅命令他们“恢复原状”，擦拭干净。

　　媒体对“国民素质”的高度关心，说明中国公众对维护公共空间秩序的“公德”变得日益敏感。言论机构处理好这类题目，对于引导民众十分重要。但另一方面，“公德”并不是用来祭拜的圣物，它需要社会共同体成员不断的道德实践。

　　我注意到，前述照片孩子父母，上衣较厚。我设想，假如他们具备上述常识，感到孩子可能污损车内环境时，他们也许会脱下上衣，替孩子遮挡这种尴尬。

　　今日中国，共同体意识正在崛起。在一个具有健全“公德”的共同体内，居民之间会有高度互信、彼此合作。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公共规范、准则的维系，都取决于该共同体全体成员的共识。共同体的秩序，可以保证每一共同体成员的生活质量。如果一个社会，拥有很多具有高度责任心的成员，那么社会运营成本就可降低，居民生活质量也会提高。

　　如果倒退20年，上述“小节不检”问题，可能不会引发如此关注。这种高度关心的现象，说明中国新“国民意识”正在快速崛起。其背景是中国正在从农村社会，迅速进入高密度城市社会，以往的“常识”失效，而如何建立适合中国现状的新“常识”，正成为紧迫课题。

　　5年前日本曾发生大地震。那时，各国媒体均对日本民众大震之下的淡定从容、秩序井然称赞有加。笔者想说，这种秩序井然、有条不紊来自幼年的训练。笔者曾多次参观日本的“保育园”(托儿所)。那里，孩子从6个月就开始集体生活，接受排队、生活自理的训练。这类社会适应训练，经小学、初中、高中到大学，一直不断强化。这种反复训练，促成他们对公共空间秩序维系的基本共识，也让我们看到日本社会临危不乱、从容不迫的社会景象。

　　目前国内媒体讨论的“国民素质”，其实是指现代民族国家对其成员基本行为的要求。今天我们建设了越来越多的大学，培养了越来越多的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但有人注意到，我们的“国民素质”，并未如先前期待的那样，有非常显著的提高。这说明，知识教育、学历教育与“国民素质”高低无关。

　　“国民素质”并非天生，可经训练而成。中国媒体提出的“国民素质”问题，其实多与“现代社会生活规范训练”缺失有关。因此我们在没有认真实施训练之前，不应奢谈“国民素质”。我们应记住，“训练先于本质”“训练决定本质”，什么样的训练造就什么样的国民素质。(作者是日本杏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