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需要的是探讨共性原因。其中，思想解放、文化包容和制度支撑是科学中心转移的最大公约数。

　　国务院日前印发《北京加强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总体方案》，提出将北京打造为世界知名科学中心。相关举措包括：推进三大科技城建设，统筹规划建设中关村科学城、怀柔科学城和未来科技城；超前部署基础前沿研究；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建设世界一流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

　　这些措施当然有助于把北京打造成世界科学中心，其中，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就是一个重要措施。世界科学中心在历史上共发生了5次转移，相关经验值得借鉴。

　　近代科学开始于14~16世纪，诞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并扩散到欧洲其他国家。此后，世界发生了多次科学中心的转移：第一个科学中心在意大利（1504～1610）；第二个科学中心在英国（1660～1750）；第三个科学中心在法国（1760～1840）；第四个科学中心在德国（1875～1920）；第五个科学中心在美国（1920年至今）。

　　对5次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原因，人们分析的原因包括思想解放、文化震荡、社会变革、科技与经济的互动、新学科及学科群的崛起和科学家的集体性流动等，还有人指出，科学家人数、信息资源、先进的科研设备以及科研经费也是促成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的重要条件。

　　不过，分析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需要探讨共性原因。其中，思想解放、文化包容和制度支撑是科学中心转移的最大公约数。

　　思想解放和文化包容在第一次科学中心的兴起中最为明显。文艺复兴提倡人性、反对神性，其间不光出现了以达·芬奇为代表的跨越艺术、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大师，还诞生了向神学挑战的种种学说和理论——“大宇宙”和“小宇宙”的理论；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维萨里的《人体结构》提出男人的肋骨并不比女人少……然而，意大利教会进行了反扑，伽利略因捍卫日心说而受到宗教审判，1633年，“意大利科学失去了活力”，不再是科学中心。

　　思想解放、文化包容和制度支撑是产生大师的肥沃土壤，这种土壤还可以吸引异域的大师。美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就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继承了英国科学的传统和德国科学的体制，打造了肥沃的科学土壤，培养了大量的本土大师，如贝尔、爱迪生等，同时也以优厚待遇及思想自由和文化包容吸引了世界各地的科学精英，如爱因斯坦、费米、弗兰克、威格纳、西拉德等大批世界顶尖科学家，使得美国毫无悬念地成为科学中心，近70%的诺贝尔奖被美国科学家包揽。

　　思想自由、文化包容和制度支撑也为近代中国的大师所认识。陈寅恪表述得极为清楚。他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寅恪所指并不局限于社会和人文科学，也包括自然科学。

　　按照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的定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某个国家的重大科学成就超过全世界科学成果总数的1/4，则这个国家就成为这一时期的世界科学中心。思想自由和文化包容则是创造如此多科学成果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