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话语当中，合法性问题被提升至政治的核心位置来讨论，其隐含的意思是，不由西方民主制产生的政府都是“专制”“反人权”的政府，充满着意识形态的偏见。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当下新冠疫情的蔓延，暴露出这套话语的无效，在新冠这场大考中，各国政府应对疫情的效果差异说明，政府职能是否以人民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为中心，以及政府治理是否能够有效组织起来实现其职能，才是政治的核心问题。以往新自由主义带来的政体之争，并进一步把政体之争简化为“民主”与“专制”之争，这样一套话语体系的神话破灭了，这是我们在疫情中认识上的收获之一。

　　孙中山先生曾说，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现代政治普遍带有公共服务性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应是衡量政治优劣的主要标准。我们看到，在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突发性危机面前，每天确诊人数的多少，死亡病例的多少成了各国政府治理能力可以有效量化的标准，那些内部高度极化、政党尖锐对立的政体无法将社会有效组织起来团结抗疫，原本出于限制政府权力的制度设计，成了政府多做事做好事的掣肘。因此，归根到底，政府是为整个社会管理公共事务的，应该按照治理的绩效，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的角度，来衡量政体的好坏，而不是形而上学地按照政体的分类来评价优劣。

　　此次疫情对国内以往以新自由主义来认识政治的人士也是一个教育，按照其理论，实行西方民主制最为彻底的国家抗疫效果应该最好，而所谓“专制”国家应该“腐败”“低效”“草菅人命”，然而现实却没有朝这样形而上的方向发展，西方一些国家在疫情中暴露出它们“治效”的低下。过去一直处于“出题者”位置的新自由主义者被置于“答题者”的位置，他们将怎样作答？一种是鸵鸟政策、“不承认”，中国的所有疫情数据都是“编的”；一种是“精神胜利法”，“民主国家”对比“不民主”的中国，在抗击疫情时牺牲更多人是无法避免的。这套新话语相比以往显然已经失去了说服力。

　　在现代社会，各个国家的治理目标实际上大同小异：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保证充分就业，维护国家稳定，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等等。目标实现的好坏，当然与国家制度安排、政府动员能力有关。因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可谓高瞻远瞩之举。

　　西方长期以来一直拿政体议题攻击中国，我们如果在新自由主义的一套理论框架中与其辩论，很容易落入西方“合法的反对党存在作为政体先进标志”的话语陷阱当中，总觉得在被动“挨骂”。掉进了别人的逻辑中，自然处处被动。上世纪80年代接受了西方自由主义影响而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把西方式民主化当做信仰，以中国社会的“再启蒙”为目标，将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都归结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彻底，在社会上争取到了一部分听众。这样一股思潮，随着近几年党和政府在从严治党、依法治国、解决区域分化、城乡分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而逐渐退潮，又随着此次新冠疫情中国际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衰落而衰落。今后，对西方意识形态“祛魅化”趋势将向前演进，一批以更务实眼光看待东西方的年轻一代将成长起来，在全球范围内，以批判“大政府”为内涵的新自由主义式攻击将减少，政府的职能范围将增加，这是新冠疫情给全球带来的重大改变之一。

        （作者是华东理工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