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代的最后一天——2019年12月31日，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遭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的冲击。事实上，最近一个月来，美国与伊拉克什叶派武装冲突不断。由于美国驻伊拉克基尔库克等地的军事基地接连遭到袭击，美国于12月29日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真主党旅”进行袭击，导致后者数十人死亡，而12月31日发生的美国大使馆遇袭事件无疑是什叶派民兵的报复。当然，华盛顿自然把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视为伊朗支持的力量，并把矛头指向伊朗，使得该事件与美国和伊朗的地区博弈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了一起。

　　尽管美国在中东的遇袭屡见不鲜，但“伊拉克”这个与美国结下不解之缘的字眼，令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在年代交替之际拷问美国的中东政策以及未来美国在中东的命运。

　　相对于欧洲列强，美国在中东是一个后来者。二战前，美国与中东的来往主要是商业和文化关系。二战后，美国全面取代欧洲在中东的地位，并伴随冷战的展开与苏联在中东展开了全面争夺。尽管美国在阿以冲突中对以色列的偏袒遭到阿拉伯国家的反感，但由于当时中东的阵营对抗，以及美国在中东尚无大规模直接的军事介入，美国似乎也并非中东国家十分仇视的对象，它通过以色列、土耳其、沙特、伊朗(1979年以前)等地区盟友抗衡苏联，维护自身的利益。

　　美国在中东的麻烦源于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和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伊朗从亲美走向反美，尤其是愤怒的民众占领美国大使馆并扣押美国人质事件，令美国在中东名誉扫地，美国与伊朗的对抗由此延续至今，这也是美国在随后爆发的两伊战争选择支持萨达姆政权的原因所在，当然这也埋下了伊拉克地区霸权膨胀，进而引发1990年海湾危机、致使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乃至也埋下了2003年美国再度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孽缘。而同在1979年爆发的苏联入侵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基于反苏需要支持“基地”等“圣战”组织，而在1991年海湾战争后长期驻军沙特，使美国成为“基地”组织仇视的对象。

　　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在中东最为辉煌的十年，克林顿“西促和谈，东遏两伊”的战略使中东维持了基本的平衡，最终却无果而终。巴以和平逆转为持久、且时断时续的冲突，伊朗和伊拉克也并未臣服，而美国与伊斯兰极端力量的仇恨却在不断累积和爆发，美国在中东的目标多次遭袭。

　　进入新世纪后，导致美国发生战略错乱的“9·11”事件爆发，结果是美国错误发动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阿富汗战争持续至今，美国对不断坐大的塔利班束手无策;2011年，伴随奥巴马为抽身中东撤军伊拉克，伊拉克战争“被结束”。也正是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中东，急于从中东抽身的美国进退失据，其内在矛盾是美国在中东的战略收缩和成本减少，使其根本无力主导剧烈变动的中东地区事务。从某种程度上说，“伊斯兰国”的滋生、伊朗的崛起、叙利亚危机的久拖不决，都是这种困境的产物，而以民主改造为核心的“大中东计划”早已淹没在阿拉伯大漠之中。

　　及至特朗普主政，美国中东战略在本质上继续收缩，剿灭“伊斯兰国”、遏制伊朗成为特朗普的主要目标，但其主要做法是减少投入，利用地区盟友冲锋在前，并从中捞取军火收益，服务于“美国优先”的目标。当前，遏制伊朗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主线，但以避免发动战争为底线的美国，尽管通过政治施压和经济制裁重创伊朗，却无法颠覆伊朗政权。相反，“阿拉伯之春”以来，伊朗对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也门什叶派力量的影响不断增强，使伊朗打击美国及其盟友的能力已经从波斯湾扩展至地中海，当前美国在伊拉克的遭遇就是这种逻辑的体现。

　　纵观历史，美国在中东的遭遇再次演绎了“中东是霸权的坟墓”这一逻辑。美国不断在中东扩张霸权，但其霸权在中东是“不折不扣地建立在沙滩之上”(布热津斯基语)，甚至导致“老鹰坠地”(沃勒斯坦语);美国不断在中东输出意识形态，收获的却是“文明冲突”这一“自我实现的预言”。(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