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兴衰走向有时会受该国政治精英一念之差的影响。对于当前美国部分政治精英表现出来的政治任性，一个严峻的问题是，他们到底还能否与其他国家好好相处？

　　根据经济学学科的创新理论，科技革命会导致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出现，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技术创新带来“创造性毁灭”的影响，国家间实力也会此消彼长而出现转移，进而表现为地缘政治格局的嬗变。早在1894年，美国的经济规模就超越英国跃居世界第一，但直到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才完成全球霸权体系的布局与建设。在这个过程中，两次世界大战彻底改变了世界格局，战火摧毁老牌帝国主义，也通过战争中日新月异的科技发展大大提升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引发“二战”后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即信息革命，并塑造出一个与“漫长的19世纪”（1789-1919）完全不同的“短暂却属于美国的20世纪”（1919-1991）。所谓“美国梦”最出彩的篇章，也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谱就的。

　　对众多依附性小国的精英阶层来说，能在美国获得一个公民身份成了人生目标之一。在“开放社会”精心编造的政治谎言体系中，美国通过这类价值观的宣传完成对苏东社会主义阵营政治精英的俘获，为1991年结束“冷战”做了绝佳战略准备。伴随“美国梦”玫瑰色幻影的则是美国式自由主义价值观，到了上世纪80年代，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Spontaneous Order of LiberalSociety）的政治哲学体系被美国人“量体裁衣”地修剪为美国价值观的内核，催生出“华盛顿共识”。以福山出版《历史的终结》为标志，一时间国际政治理论界没有公开与之分庭抗礼的声音，全世界沉浸在美国的价值观“温柔乡”中。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虽也间或有过“中国可以说不”的主张，但终究没有学术思想和国家政治哲学层面的价值出现。

　　可以理解的是，强国需要强国的政治哲学，帝国主义发展到组织化（垄断）阶段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主张自然要让位于“命定扩张论”（Manifest Destiny）。布雷顿森林体系一统天下后，虽然冷战铁幕迅疾拉下，但美国对于“计划”和“市场”两种体系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熟稔运用，已让苏东社会主义阵营相形见绌——直到另一社会主义大国的领袖到了上世纪90年代提出“计划和市场不是姓资姓社的本质区别”，认识禁区才被突破，两种制度的竞赛才翻开新的一页。

　　在典型的20世纪美国式价值观中，对美国之外的世界，有一个最常用的表述就是“the rest of the world”。文明因多元多样而美丽，但在美国式的政治修辞中，其他国家古老厚重、多姿多彩的文明就被这个语汇一笔带过。在20世纪，如果没有苏联和中国作为制度与其迥异的“时代巨镜”的相继崛起，美国人——广义上说应该是英语国家的人们——大概也不会想到要停下来看看美国之外的世界。

　　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人的自信与自负显而易见：通过上世纪70年代能源危机中长袖善舞的一系列操作，美国人完成美元进入“无锚时代”（Fiat Money）后牢牢掌握世界霸权的全面战略布局。通过强大的主权货币全球运转能力、对全球资源控制的能力、左右世界市场标准评级、引领全球产业布局和技术创新、实现国家间的利益约定捆绑、建立具有全球传染力的理论即“普世价值”，美国人牢牢抓住了这个世界的“饭碗”“话筒”“钱袋子”和“枪杆子”，建立起不可撼动的霸权，并且突破一切人类政治社会的伦理道德底线，把西方政治传统中的马基雅维利主义发挥到极致。为了本国利益的一己之私，像在经济上输出“不平衡”那样在政治上输出混乱与灾难，美国损人利己的政治行为越来越引起世界的不满与反抗，曾自诩为“第三罗马帝国”的美国逐渐重新走上因穷兵黩武而招致灭亡的老路。

　　当前美国政府的种种表现，使用互联网用语中的“飞猪论”和“退潮论”来形容比较形象：美国因垄断金融资本主义坚持“去工业化”四十年而导致国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并引发系列社会危机，美国债台高筑的一面终于赤裸裸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为克服这些危机、遮盖“债务钟”上残酷的亏空数字，美国政客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不顾吃相”，甚至对往日的亲密盟友也毫不犹豫地下手，这些都导致美国国家形象和信用的加速破产，除个别过度依附美国的国家，多数被美国“剪过羊毛”的国家都开始表现出对美国的不信任和不满意。就连曾被视为牢不可破的美日联盟也在出现裂痕：本届美国政府对国际地缘政治规则体系的不尊重，已经引起日本政治精英层的愤怒。

　　归根结底，如今的美国还剩下多少道义上的遗产，已经大成问题。它如何与“剩下的世界”相处，也是极考验美国政客的一桩大事。

      （作者是哈工大（深圳）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