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年来，国际社会对全球化和全球治理议题的讨论，热度明显下降;对非传统安全议题的关注，也明显让位于对大国关系及其相关传统安全议题的关注。仿佛国际社会自冷战结束以来所大力推动的、旨在超越民族国家范畴的一些新议题，被再度质疑甚至挑战。结果，仅仅在两年前，学术界还热衷于讨论的很多理想主义议题，迅速被中美间的战略博弈所取代。人们甚至怀疑，这个世界是否正在走向新的冷战状态;被全球化进程所推动的全球经济相互依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长期和平状态，是否正面临着被挑战、甚至被终结的风险。

　　我们可以把这一问题放在历史的长周期里来看。在这个长周期里，全球化可以被视为一个历史进程，而不仅仅是一个阶段性现象或结果。如果现代人类起源学说是正确的话，人类社会的形成本身，就是全球化的一个结果。人类的祖先从某个地方出发，逐渐走向世界各地，实现了人类种群的全球化。

　　人类走向世界之后，开始形成不同的政治实体。在古代，人类社会是多中心的，相互之间的关联度有限。在长期作为世界中心的亚欧大陆上，国家和民族间的关系形态也不是确定的，力量的分散与集中现象交替出现。甚至在中国大地上，也表现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基本特征。但在总体上，人类社会是朝着融合与整合的方向发展的。今天世界上国家的数量，要比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独立政治实体的数量少得多。

　　进入殖民主义时代以后，欧洲中心代替了相互隔离的传统状态，全球化进程突然加速。但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来看，当时的世界被分为主权国家体系和殖民主义体系。殖民主义体系本身又以不同的殖民宗主国为中心，形成英国、德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和美国等不同的殖民主义集团。世界体系是由几个中心加一个松散的主权国家中间地带形成的。当时，中国则以一种半主权、半殖民的状态存在着，事实上构成不同殖民主义集团之间的中间地带和缓冲空间。

　　殖民宗主国力量发展的不平衡，导致殖民主义体系调整的强大压力，并最终导致两场世界大战。二次世界大战动摇并加速摧毁了殖民主义体系，代之以一个以“三个世界”为主要特征的新主权国家体系，即美国西方体系、苏联社会主义体系，以及不结盟国家体系。这三大体系看起来是冷战的结果，是相互分离的，但其实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聚集。并且，这一大聚集还超越了地理、民族和宗教界线，显示了价值观念的威力。尽管有冷战，人类社会仍然走在全球化的道路上。

　　冷战结束以后，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终于来临了。绝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在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大旗下被整合起来。但是，全球化进程面临的挑战并没有终结，而是有所转化。冷战结束以后，全球化进程出现三个不平衡现象，导致不同国家和地区民众对其的看法发生差异。

　　一是，不同生产要素的全球化进程发展不均衡。劳动力、资本、技术和资源，参与全球化进程的能力不同，从中获益的能力也有很大差异。全球化能力最强的是资本，其次是技术和资源，基本实现了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参与能力最差的是劳动力，流动性最差的也是劳动力，与全球配置的资本和技术力量博弈的能力下降，在很多国家和地区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和反对者。

　　二是，不同领域全球化的发展不均衡。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其他领域的全球化。尤其是政治、安全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严重滞后于经济全球化进程，导致国际关系的不均衡发展。最终，政治安全全球化进程的滞后，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减速器甚至是刹车。最近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恶化，核心不是经济贸易摩擦，而是日益增长的经济贸易联系，与相对滞后的政治安全关系发展进程之间的不同步所致。

　　三是，不同区域和国家间的全球化进程不均衡。冷战结束虽然给各国、各地区提供了同等的全球化机会，但各国、各地区参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的能力却有很大差异。一方面，由于亚洲国家的追赶，美日欧等国家垄断全球化收益的能力下降;另一方面，亚洲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间也拉开了距离，形成一种新的相对剥夺现象。

　　不平衡是发展的动力。但不平衡的加剧，则会推动现有状态向新状态的剧烈转化。由于发达国家垄断全球化收益的能力不断下降，内部的相对被剥夺群体又不断扩大，反全球化声音和政治影响力上升。这导致美国这个冷战后全球化进程的中心和核心动力来源，已经难以继续承担全球化主要发动机的功能。当前美国的很多行为，表明其在急于摆脱全球义务，并试图利用尚未完全消失的领先优势为自己谋取私利。

　　这一变化确实给世界带来了新的风险，但也提供了新的机遇。换个角度来看，全球化进程的这一轮调整与动荡，实际上是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从美西方中心的等级制全球化，向更加公平的均衡式全球化发展。在形态上，全球化进程仿佛是倒退了。但在实质上，全球化进程向更深处发展了。

　　因此，我们需要担忧的不是变化本身。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时代变迁。我们要关注的是：如何管控变化及其过程，以免人类社会遭受过大的冲击。而在这一点上，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世界大国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战略共识。

       (作者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