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一年的形势是混沌不清、方向不明的活，今年的情况则可以说是主脉不清、心律不齐。世界充满很多不确定性，美国的政策行为牵动面空前扩大，大国博弈烈度升高，双边、多边的协调与斗争面同样突出，地区热点错综复杂，全球经济复苏迟缓，未来一年向好还可能只是一种美好愿望，民粹主义影响继续上升。抛开诸多纷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世界结构性矛盾与冲突空前显现，它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双边的与多边的、地区的与世界性的问题不断表露。

　　首先，大国竞争特别是中美战略紧绷的状态在世界舞台以巨幕形式展现，引发以单个国家为代表的“新两极”竞逐升级态势。南海以所谓“航行自由”今年四次贴近中国岛礁挑战性游弋的美军舰只、贸易摩擦反反复复出现的硝烟、多边外交与安全场合的激烈交锋等等，中美都是全球意义上的主角。用美国人的话说，这反映的是崛起大国与现存霸权之间的较量摆上台面。美国对中国、俄罗斯消极的战略定位，催生了美国对华全战略的酝酿及与之匹配的政策行为。

　　对美国而言，一个崛起的中国是其从未遇到过的最为复合型的重量级竞争对手，一个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对手，对美国的战略意涵而言，远非昔日衰落时的大英帝国、苏联，或者德国和日本可以简单类比的。30年前，写出《历史的终结》的福山曾断言，随着冷战的结束，大国争斗和冲突已然结束，经济与“全球主义”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但是，面对中国的崛起，长于国家安全的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早就想对中国动手。

　　对中国而言，寻求一种良性的双方互动、互适是一种基本的诉求与必然。中美这种战略竞争态势可能是长期并存的。在新的时空力量变化的背景下，中美能否互相适应，首先需要重新找到可以接受的互动模式，过去中美交往的经验未必仍然合适，过去美苏之间的应对办法也难以复制到如此复杂的中美关系之中。

　　“新两极”与冷战时的两极截然不同，一是没有对抗性的军事集团，尽管美国有同盟体系且可付之运用，但中国无意构建类似对抗性阵营，二是中美关系特别是经贸、金融关系的相互依赖空前突出，形成事实上的深度捆绑，与冷战时期美苏关系完全不一样，三是即使在安全领域特别是地区热点与冲突，打击恐怖主义以及在非传统安全领域，世界期望有共识的中美双方加强合作，以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对双方而言，尽管存在分歧、摩擦，但保持有体面的接触与对话仍是重要的，双方都有对两国关系进行战略性管控的历史现实责任，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应该是最低的底线。

　　其次，世界结构性矛盾还体现在更为微观的层面，即表现于公营(国营)与私营(民营)企业的冲突，成为国家间竞争的基石。国家间的竞争不再是抽象的术语表达。一些新兴国家不乏公营部门与企业，在资金、税收、政策方面享有一些便利，它们通过兼并重组、优化结构、研发创新，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逐步上位，不断壮大，从价值链的低端迈向中高端，从边缘走向前台，甚至从外围走向关键核心领域，形成数量不凡且不可忽视的全球性企业。

　　这对西方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构成的主流企业形态形成冲击，尽管西方也不乏股份制企业甚至是股份制资本主义，但本质还远非这里所说的公营制企业。尽管包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的私营与民营企业GDP超过公营企业，但公营企业的国民经济支柱地位更为突出。新兴国家不可能放弃公营的国企、央企，西方也不可能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公营企业，这就构成了结构性竞争的基础性经济本原。

　　第三，国家/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理念的并存与冲突，使全球化处于十字路口，全球治理能力下降。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一个缺乏全球共识的时代使各个国家自保意识明显增强。全球化曾给予多数国家以发展的机遇，但也确实造成一些边缘地带，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偏离，贫富分化的扩大，社会不满情绪的增长，对国家、民族的认同与对权威和精英的反感日见突出。

　　全球化进程方向仍在确定，而大国的作用更为重要。美国从建国起到伍德罗·威尔逊与罗斯福，一直遵循开国之父华盛顿的告诫，避免卷入欧洲和欧亚事务，孤立主义、国家主义占据上风;二战后，美国的实力地位使之得以主导建立联合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等机构，全球主义成为主流。今天的美国面临第三次选择。美国《国家利益》2018年第11/12期就发文认为，即使特朗普不断退群，也不意味着退出全球，而是选择一种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并存的策略。但无论怎么解释，“美国优先”仍构成特朗普政策的主流，代表着特朗普的全球主义需要服从于美国至上的基本认知。

　　　最后，世界结构性冲突表现于不同理念之间，其契合与共识的形成将决定国际秩序的未来。与不确定、充满反复、错综复杂的世界形势相伴随的，必然是理念上的并存甚至对立、心律不齐。开放主义与保护主义，自由贸易与公平贸易，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或全球主义，政党政治的对抗性与外交政策的相对一致性，完善与固守现存国际秩序(修正主义与维护主义)的论争伴随其中。

　　这种理念上的对立导致国际关系中对冲现象较为普遍地凸显出来，体现于政治、军事、经济与文化等方面的竞争之中。这种理念争论的弦外之音实质隐伏着的一个巨大的战略疑问：谁主国际政治？其各自消长态势决定着未来国际秩序的完善甚至更新的前景。

　　中国正在由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由全球经济大国向全球经济强国前进，处于新的历史方位的中国需要冷静审慎地关注纷繁的国际时局，需要不懈地坚守并倡导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与中国理念，以“一带一路”建设为抓手，扩大中国影响，增进世界共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应有贡献。(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