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国的次贷危机到南欧的国债危机，到全欧的难民危机、公投危机（成为全领域的危机），经济下行导致政治保守。欧洲专家普遍认为，欧洲进入一个十分微妙的十字路口。伴随阵阵寒潮，笔者不久前赴欧洲三国（荷兰、捷克、奥地利）调研考察，对中欧关系、“一带一路”等议题进行了相关调查。从实地观察来看，传统的“老欧洲”和以中东欧国家为主的“新欧洲”，正处在不同的发展状态，而且双方也有着不同的心态。

　　欧洲“寒冬”已至

        在很多人眼中，欧洲是古老城堡，虽古旧但安全、虽多元但团结。但近十年，欧洲的遭遇可谓是命运多舛。

　　自英国“脱欧”开始，一股“离心力”在欧洲大地逐渐变得声势浩大。笔者询问英国脱欧公投以及加泰罗尼亚公投对欧洲一体化建设的影响，荷兰格罗宁根大学校委会主席珀斯塔玛教授认为，“英国脱欧使欧盟更加强大，但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使欧洲更加不稳定。欧洲是经济巨人，但是政治侏儒。欧洲从来没有统一的声音，缺乏文化上的一致性。”而关于当前如日中天的德国在欧洲的角色，珀斯塔玛教授的观点是——德国没有意愿和能力统一欧洲；同时，因为历史原因，欧洲人也不会接受德国的统一行为。

　　在欧洲内部面临巨大问题的同时，美欧关系也“蜜月不再”。笔者在欧期间正好遇到特朗普在推特转发英国极右翼团体贴出的三段反穆斯林视频，引起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发言人的谴责。随即，特朗普将攻击的炮火对准了英国首相特雷莎·梅。

　　这成了美欧关系最新也是最真实的写照，两者不再是铁板一块，双方关系的不可预测性增强。不少欧洲学者对笔者表示，“点火容易、灭火很难”，美国总统特朗普擅长点火，不擅长灭火。对美欧关系而言，稳定的政治关系或经济关系不能基于某位国家领导人的灵机一动，必须有规矩，唯此经济界才能放心投资，政治领域的战略投资才有基础。

　　除此之外，欧洲当前还面临三大困扰。

　　首先，非法移民问题的潜在危机。北非大量的非法移民对欧盟建设有直接影响，北非当前有3000万人的生活直接受自然灾害以及各类冲突的影响，希望“移民”到欧洲。这两年非法移民的人数大约为100万，对欧洲的负影响已经非常大了，而3000万人是欧洲无法接受的数字。

　　其次，恐袭的“釜底抽薪”。全欧频发的恐袭深刻影响老欧洲人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念。欧洲人从来没有想到恐袭会如此严重，无论从心理或安全角度都没有做好应对准备。一个例子是欧盟申根国所有出入境口岸都在重新启动安检机构，过往旅客必须经过边检人员的检查方可过境。欧盟新的反恐法实施后，欧洲申根国家出入境无边检的历史将就此终结，这对欧洲过去引以为傲的出入便利快捷，将是沉重打击。

　　第三，右翼势力已成“潘多拉魔盒”。奥地利总理府外交顾问伯恩哈德·弗拉贝茨大使对笔者说，右翼势力发展是欧洲经济、社会、政治的核心问题。2008年危机以来，改变的不仅是欧洲经济结构，也包括欧洲政治结构。目前，欧洲经济、社会、价值观等诸多危机叠加，欧洲民众对未来深度忧虑。右翼势力抬头的群众基础是通过发“空头支票”以讨好民众，许诺将带领大家回到欧洲的“黄金时代”。

　　战略互需越发凸显

        在欧洲，存在“一个欧洲，两种速度”的说法：中东欧、南欧国家对欧洲一体化的态度较迟缓，与传统欧洲落差极大。其中，捷克、波兰、匈牙利等中东欧国家奉行“戴高乐主义”，强调国家主权，无法在深层次进行全欧合作。德国等传统欧洲国家强调在法德合作的基础上吸纳更多国家的参与。目前，欧洲还面临一个问题是，中东欧、南欧国家对欧洲一体化的离心倾向加大，英国脱欧公投等行为加剧欧洲被“两种速度”撕裂的风险。

　　笔者在欧洲访问时明显感受到，“一带一路”拉近了欧洲与中国的距离，也给予欧洲更多稳定性。捷克查理大学捷中研究中心主任米洛斯·巴勒班教授认为，中国投资有助于提高欧洲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程度，对增强中欧战略互需有积极影响。西方政党会考虑任期内的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关注长远，且能够保持战略定力。奥地利国家银行行长瓦尔德·诺沃特尼也承认这一点，奥地利是率先使用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目前，奥地利等欧洲国家希望加强与中国在战略、经贸、人文领域的深度合作，特别传递出了同中国合作开发中东欧以及北非市场的强烈意愿。这与一些仍抱着“意识形态价值观第一”观念的“老欧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笔者与奥地利经济学家们座谈期间，后者普遍看好中国同奥地利以及中国同中东欧的合作前景。以奥地利联邦经济商会为例，该商会在中国有7个办事处，在美国只有3个，可见奥方对中国市场的高度重视。该机构每年对900多家奥在华企业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90%的企业认为在华业务是向好的，超过一半的企业有意扩大在中国的投资。

　　当然在欧洲调研期间，三国的专家、官员、企业家也提出了一些具体问题：在中国，有些业务是高度管制的，进入很难；文化融入较难；中国的互联网环境让外国企业有些担忧。同时，也有不少人关注中国企业被指控海外侵犯知识产权的问题。

　　对此，笔者认为，一方面我们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回应这些问题，另一方面欧洲也有不少人对中国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依然存在偏见。笔者通过这次欧洲之行了解到，不少欧洲国家（例如捷克）民众缺乏了解中国的中立客观的信息来源。在捷克甚至在欧洲，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评论员以及专家往往是几乎不了解中国的人。因此，笔者建议应加强中国与包括捷克在内的一些欧洲国家之间的交流与互动，特别是媒体与学界，从而让更多欧洲民众了解真实的中国。（作者是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国际关系与国家统一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