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9月，孙中山先生到浙江海宁观看钱江大潮，留下一段著名的话：“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此后百年以降，不断加速的全球化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世界潮流，可能也是得到最多公认的一种全球趋势。

　　整整百年之后的2016年，全球化遭遇到了历史性挑战。上半年的英国退欧和下半年的特朗普竞选美国总统，无数次占据世界媒体头条，而结果均超出事先的主流分析。年内最大的两起“黑天鹅事件”，让构建自由贸易体制推动全球化的努力受到沉重打击。

　　全球化最初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西方国家器物、技术、制度、观念的全球传播，构成了“全球化”的主要内容。西方国家既是这种全球化模式的动力来源，也是最大获利者。正因如此，来自非西方被边缘地带的反全球化运动，并不是什么新现象，甚至可以说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进程相伴而生、一路随行。比如，在拉美和非洲等传统“第三世界”地区，对于西方国家通过全球链条掠夺资源、制造贫困的指责从未止息；在伊斯兰世界的反抗运动中，反对西方主导世界，要求“回到过去”是一句著名口号。不过，这些来自非西方的反全球化声音，只是被获利者当成了一些不和谐音符，很少有人认为它们会真正威胁到全球化潮流本身。

　　当未来的人们回顾历史时，2016年或许可以被称作“逆全球化元年”。这一年，此前被人们偶然谈及的“反全球化”，被“逆全球化”之说取代，后者还迅速超出研究领域，成为媒体津津乐道的话题。如果说“反全球化”代表着体制外的反抗，“逆全球化”则更多折射出体制内的不满。欧美是“西方”的代名词，英国退欧搅乱欧洲，特朗普当选给美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世界性的民粹主义浪潮中，西方的主体部分在一年内“沦陷”。西方推动的全球化遭到了来自内部的质疑和否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作为一种世界潮流，才真正面临着被逆转的危险。

　　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与历史上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往往有明确的起止时间不同，这次危机虽然已经延续八年，但人们仍然只能以其开始的时间来对其命名。八年过后，萎靡的世界经济和此起彼伏的区域性危机，表明世界经济已经“危机常态化”。

　　反全球化之外，反体制是硬币的另一面。在民众需求、民粹呼声和全球化夹缝中间，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相互影响更趋紧密，政治人物不得不在日益增多的各种“雷区”面前更加小心翼翼。从巴西的卢塞夫、韩国的朴槿惠再到败选的希拉里，“女性政治”集体遭遇滑铁卢；从经历未遂政变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到试图修宪推动改革并在公投失败后辞职的意大利年轻总理伦齐，以及和伦齐同一天辞职的新西兰总理英格利希和菲律宾副总统罗布雷（罗布雷辞去内阁职务），这些政治人物遭遇困境的具体原因各有不同，但都不难发现反体制力量在背后的共同作用。

　　逆全球化是在世界潮流面前螳臂当车，还是本身已经成为新的世界潮流？如果把西方驱动的旧版本全球化看成是天经地义的唯一模式，这种持续了五百年的潮流已经走进了死胡同。在已有的几次全球化浪潮中，虽然有非西方国家通过融入其中或依附发展分享到红利，但西方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始终是最大受益者。2008年以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则表明，西方版本全球化由于在内部也制造了严重的不公平，正在日益受到底层民众的激烈反对。2016年世界形势的发展再次表明，内外交困中的旧版本全球化已经难以为继。

　　危机促进转型，愤怒孕育代谢。所谓的“逆全球化”，更确切地说是对西方版本全球化及其弊病的抗争，核心诉求在于调整相互联系中的分配方式，也就是重新回答全球交往中“谁得到，谁失去”的问题。当今之计，不是要完全“打破旧世界”或建造各国相互隔离的高墙，而在于探索建立一种更加公平、正义和包容的新型全球化模式。探索过程可能充满阵痛，但世界联系为更加紧密整体的趋势不会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