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务上限之争暂告一段落，但由此所昭示的发达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走势仍处于不确定性阶段；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经济走势的“跷跷板”格局也未真正改变。

    美国经济是世界经济的风向标。债务上限之争看起来只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延续，然其背后反映的是美国现行财政政策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成为支撑复苏的主要推动力。随着金融危机从私人债务危机阶段步入主权债务危机阶段，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压力开始加大：货币政策调整的方向是退出量化宽松，改变零利率政策，直至通胀率上升，失业率下降，经济步入可持续增长轨道；财政政策调整的方向则取决于摆脱主权债务危机的出路。如通胀能转嫁债务，经济增长能减少债务，现行的财政政策实际上无需调整。反之，政府则需要走紧缩财政之路。

    与美国相比，欧元区推行的是宽松与紧缩搭配的财政货币政策。实践表明，这种政策的搭配有助于缓解主权债务危机压力，重塑投资者对欧元的信心，也有助于经济复苏。日本货币政策宽松的程度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以求彻底摆脱多年来的通货紧缩与经济停滞局面。迄今为止，这种政策已经在虚拟经济领域取得成效，但能否在实体经济领域取得成效尚未可知。

    鉴于过去5年的经济结构调整，发达国家微观经济领域的主要指标趋于改善，如房地产市场已经复苏，金融机构“去杠杆化”取得成效，企业的融资动力开始恢复，证券市场率先实现繁荣，消费者的信心提升等。可以说，发达国家最坏的时期已经度过。

    相比之下，过去两年，新兴市场国家增速集体放慢，与发达国家经济走势形成了“跷跷板”格局。究其原因，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在危机之后未对国内资产泡沫进行有效调整，大规模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与率先复苏掩盖了调整的必要性。从这种意义上说，新兴市场国家在此轮经济周期中最坏的时期可能还没有到来。二是多年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大规模信贷投放与外资流入，导致经济增长极易受国际资本流动与融资成本改变的冲击。今年上半年关于美联储推出量化宽松政策的预期引发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动荡就是明证。三是新兴市场国家还缺乏自主增长的动力机制，无法做到与发达国家经济“脱钩”。

    面对发达国家政策调整方向与时间的不确定性，新兴市场国家再次步入快速增长轨道的前景并不乐观。尽管新兴市场国家近期面临的金融环境呈好转迹象，如对美元汇率回升，资本回流等，但这并非源于其自身经济状况的改善，而是因美联储推迟退出量化宽松以及美国债务上限之争损害了美元的信心所致。鉴于此，发达国家暂时维持现行的财政货币政策，其实也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调整与改革提供了一个时间窗口，如果不能好好把握，一旦发达国家经济步入强劲复苏轨道、并调整现行的宏观经济政策，“跷跷板”效应可能会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