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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拍故我在记录的是劣迹还是美
佘宗明
//www.workercn.cn2017-10-11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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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拍故我在”的旅拍时代,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在“旅游凝视”中找寻美感,美感不只在于景观的美,也系于旅行者的文明水准。

  “长假期间在哪个地方能一网打尽最多景点?朋友圈。”这是个段子,也是某种意义上的现实。不知从何时起,一到假期,“朋友圈杯”景点摄影大赛就会准时开始。

  “无拍照,不旅游”,如今已成为不少人旅游心态的写照。很多旅游者出游的首要目的,已经不再是游览美景,而变成了拍照。对他们来说,只有拍了照,才能以此为“到此一游”存照,并在朋友圈“秀”个够。少了这个环节,他们就会觉得旅游体验不完整,浑身不自在。

  拍照有错吗?当然没有。错的是某些游客拍照的方式。最近引起巨大争议的“越野车追逐藏羚羊”事件中,肇事者追赶藏羚羊的行为,就跟“拍照”有关。据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追赶藏羚羊,就是为了近距离观察拍照。

  涉事游客若是抱着“只可远观”的心理拍拍藏羚羊也就罢了,可他们偏要近拍,为了近拍还追赶,因追赶造成惊吓,这就犯了“不得跟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近距离接触”的大忌。在这里,拍照构成了入侵,拍照者则成了“闯入者”。他们不仅闯入了不允许人随意进入的自然保护区,也闯入了规则的“禁区”。

  其实,“拍照式旅游”和某些人为拍照不惜擅闯“禁区”的做法,正是社会学家约翰·厄里提出的“旅游凝视”的典型表征。在《旅游者的凝视:当代社会的休闲与旅游业》中,厄里指出,“旅游凝视”是旅游欲求、旅游动机和旅游行为融合并抽象化的结果,此处的“凝视”内生于“‘看’制造了意义”的逻辑,也是旅游者施加于旅游地的隐性作用力。旅游者拍摄旅游地人文事象的摄影行为以及各类旅游广告图片等,都是“旅游凝视”的具体化和有形化,旅游地由此在时间上和空间上被社会性地重新构建。

  虽然听上去有些抽象,但仔细想来,这理论确实很适合阐释林林总总的旅游现象。都市里的人们为什么总想着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因为旅游凝视具有“反向的生活”性,久在樊笼里,人们希望看到那些与自己身边不一样的事物与景观,以获得愉悦、怀旧或刺激感。拍照为什么会成为旅游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旅游凝视具有支配性和符号性,视觉支配并组织了体验的范围,凝视是旅游体验的中心,旅游是个收集符号的过程,而拍照就是留存符号的载体。

  在“旅游凝视”的理论视角下,“凝视者”其实对“凝视”的对象有着一种占有欲。而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里说得则更直接,“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然而,这类规训、占有和入侵,却并能不适用于某些情境。事实上,类似“追赶藏羚羊”“攀爬雕像”这类不文明旅游行为,本质上就是旅游者的占有欲跟动物、文物保护事业的抵牾。

  以“越野车追赶藏羚羊”事件为例,藏羚羊链接着珍稀野生动物保护的特定情境,这一情境明显不适合游客进行“闯入式”的凝视。国家之所以为藏羚羊栖息地设立自然保护区,就是在用人与动物的隔离,给“旅游凝视”制造屏障。但那几名“作妖”的游客任由自己的猎奇欲和占有欲信马由缰,粗暴地冲破了这层潜在的“阻碍物”,这才铸成大错。

  再比如屡遭曝光的攀爬文物、雕塑、古树摆POSE以便拍照等问题,也是一样的道理。很多人的占有欲冲抵了应有的规则意识,将拍照快感凌驾于文物保护自觉之上。这才让“旅游凝视”嬗变成了不文明乃至违法的行为。

  在“我拍故我在”的旅拍时代,我们追求的,应该是在“旅游凝视”中找寻美感,美感不只在于景观的美,也系于旅行者的文明水准。我们必须遵循自然保护规则与文物保护伦理,才能正确地拍照,否则,再美的照片,也只会成为劣迹与陋习的记录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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