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离婚的明显少了。”在婚姻登记部门办证窗口工作的一线人员，如此描述最近三个月的变化。变化背后，与8月9日郑州市取消房屋限购政策有关。而2013年3月那场国内多个城市出现的“离婚潮”，也是在新“国五条”发布后。当年，郑州市3月份离婚量增至3111对，约是2月离婚量的两倍。（11月10日《大河报》）

　　中国楼市，不仅是关联性很强的产业，更是与千头万绪的民生藕断丝连。前几日，经济学家说，中国15岁～30岁青年的性别比例有失衡现象，正常应该是1：1，现在是1.15：1.1/9男子找不到老婆，婚姻竞争推高房价。最新的消息是，记者在北京、广州等地采访发现，有人花135万买个4.4平方米的房子，根本不能住，只为给上学买个“进门证”……占“坑”为上学，离婚为投资——总绕不开一个“房”字。

　　这些年，“挪一所优质学校便救活几个新建小区”的故事，在不少城市上演过。行政对楼市的深度干预，显然不只是“限购限贷”那么小儿科。以下两组数据，挺耐人寻味：一是国家统计局10月24日公布的“9月份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与9月相比，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的城市有69个，持平的城市只有厦门一个。二手住房的价格则环比全部下降。二是数月来，北上广深一线城市的土地市场表现都处于活跃期。仅今年前9个月，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合计土地出让金为3671.16亿元，与2013年同期的3672.7亿元基本持平。而10月以来，包括北京在内的一线城市土地市场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明显升温。楼市深调，地市回暖，已经很难用市场逻辑来诠释。

　　长期以来，公众将房地产市场定义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市场。无论是源头的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开发与交易市场，乃至二手房市场，产业链的市场化看起来较为完备。但事实上，房地产市场也是行政干预较为严重的领域。据中央巡视组反馈情况和各地整改通报显示，在2013年以来被巡视的21个省份中，20个省份发现了房地产腐败，占比高达95%，落马官员基本与房地产有关。这里当然是两个层面：一是行政手以“看得见的干预”来调整楼市走向，譬如限购限贷政策等；二是地方权力以潜规则或暗箱操作的姿态，为楼市助力或输送隐形价值，比如以区域规划的方式调整公共资源配置，进而深度影响楼市走向。

　　十多年楼市宏调仍难以抵达稳健有序的目标，具体原因固然有很多，但毋庸讳言的是——行政干预过甚，是楼市调控再陷入“屡调屡涨”、“屡调屡败”死循环的主因。

　　9月30日，央行、银监会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放松了对与自住需求密切相关的房贷政策。11月2日，住建部副部长齐骥说，近期的房地产市场政策主要是借市场调整的窗口期，把一些行政色彩比较浓的干预措施尽可能剔除。从“新国五条”到迄今为止的这些变化，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楼市调控回归市场本能，二是笼罩在楼市长达十数年之久的行政干预迟早要寿终正寝。

　　限购没了，离婚少了。这起码说明：楼市企稳，调控措施固然很重要，但有时，“不伸手”要好过短视的“乱伸手”。楼市如此，所有市场领域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