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18年后，58岁的刘向明带着妻子和9个孩子离开苏州，回到了500公里外的故乡邳州。这18年里，除了漂泊和拾荒，刘家的生活主题就是造娃，一个接着一个，直到其中一个孩子夭折以后被曝光。

　　刘回了老家，却把怎么在情与法之间取舍的难题抛给了社会。刘向明一口气生了10个，是无法无天，可面对这样一家子，大家又恨不起来，除了这么多张嗷嗷待哺的嘴，他们一无所有，没有尊严像牲口一样活在世上，你怎么忍心再往他们身上加码，把仅有的一点再给拿走？照理，这么困难，大家应该帮助他们才是，可一想到，帮他们其实是在纵容像这样一个群体的行为，大家似乎又都心不甘情不愿。

　　公众很纠结，政府更纠结，唯恐一不小心掉进舆论的口水里。某种程度上说，回老家是“双赢”的，至少苏州方面会松一口气：众目睽睽之下，一个烫手的山芋就扔出去了，出一趟车费那都是小事。可对刘向明一家人来说，就不一定是个好选择了，回家了干什么呢？哪怕给他们分点田分点地，能养活这么多人吗？办个低保、政府或者村里逢年过节慰问一下给点东西、邻里之间接济一下，都非长久之计。靠他们自己？在苏州这样的城市里，还能捡捡垃圾，拿破铜烂铁换点饭钱，可是在老家呢？这么大年龄又干不了什么活，怎么维持生活？

　　情与法纠缠在了一起，我们希望这样的行为至少应该得到惩罚，但同样，人们也不希望这几个孩子沦为了父母不负责任行为的牺牲品。

　　一个事实是，不管怎么罚，罚多少，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说，短期内基本上就是一张空头罚单，没有实际意义。一旦罚单失去警戒意义，罚不罚已经不重要了。其实，不妨换个角度来看刘的超生行为，刘没有抚养也没有教育这么多子女的能力，但是他放任后果的产生，生而不养、养而不教，妄为人父，刘向明的做法其实也是对社会对孩子犯罪。应该寻找一种在保证孩子生存教育权利不受伤害的前提下，对父母作出处罚的办法。要不然，公序良俗、法律法规就会成为谁都想钻一钻的破筛子，有第一个刘向明就会有第二个，而真正守法的公民的利益反而受到了损害，社会公信力就会动摇。就像我们谴责张的超生一样，仅仅是因为穷，就要网开一面，等同于向社会传递财富有罪的观念。这个危害更长远更致命。

　　另一方面，该帮的也要帮。超生已成事实，哪怕刘不受一点处罚，这些孩子要想活下去，即使只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也很难。放任自流，他们也会走上跟父母类似的道路，我们已经错了一次，不能再错第二次了，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沉沦。

　　这种矛盾的心理看似在情与法之间游走，两头讨好，却体现了社会的良知，这是更高层次的“法”。复杂考验着国人的智慧，也能丈量出一个国家文明的深度，而不是一片简简单单的喊打喊杀。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刘向明的孩子应该得到社会的呵护，但孩子不能成为他们免责的理由。

　　一人犯错，全社会埋单，不管愿不愿意，眼下这个沉重的包袱，也只有社会才能背过来了。对社会而言，最好的办法仍然是防微杜渐。悲剧是18年里一点点酿成的，刘有责任，难道社会就没有责任？计生部门的失职责任我们也应该追究。用这种方式来补偿社会公平，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刘向明舍不得花买避孕套的钱，社会不会笨拙到连一个避孕套都舍不得送出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