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日，华为要撤离深圳所引发的各方反应引人关注。昨天（5月23日）有媒体报道称，华为官方已经明确否认了总部搬离深圳的传闻。

　　不过，华为总部要撤离深圳的传闻也并非空穴来风。据说，华为创办人任正非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达了对房地产泡沫的厌恶，称目前深圳房地产过度发展对工业有挤出效应，“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大家知道大工业的发展，每一个公司都需要一定的发展空间”。

　　当然，房地产泡沫对制造业的挤出效应还不止体现在工业用地短缺上。用任正非的话说就是，从事制造业的“这些人要有住房，要有生活设施。生活设施太贵了，企业就承载不起；生产成本太高了，工业就发展不起来”，“高成本最终会摧毁你的竞争力”。

　　与任正非对记者抱怨房地产泡沫对制造业的“摧毁”效应所不同的是，在中国的跨国制造企业已经准备用脚直接做出选择。前天有消息说，苹果公司的CEO库克在印度表示，苹果公司希望将现有苹果生产线和服务都搬到印度。库克描绘的苹果公司搬迁路线图是，首先在印度南部的海德巴拉建设一个新的研发中心，专门开发苹果公司的地图产品，明年初在印度班加罗尔建立全新iOS应用设计与开发加速器。

　　库克的上述表示，与苹果公司最大的代工厂富士康老板郭台铭在去年5月透露的想法“不谋而合”。郭台铭展望说，到2020年，富士康将在印度建立10—12个生产基地，雇佣1百多万员工。这些基地包括工厂和数据中心。十几天前，印度媒体报道称，在考察生产环境之后，富士康有意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买下1200公顷土地，投资100亿美元建新的制造厂和生产线，以用于生产苹果公司iPhone产品。

　　郭台铭，可谓各地政府的“香饽饽”。为了争取富士康落户，一些地方政府使尽了招数，给足了优惠，要风吹风，要雨给雨，奉郭台铭及富士康为上宾……最后还是留不住郭台铭的脚步。这其中的道理确是值得深长思之。

　　回过头来说，实际上，靠政府支撑的房地产业，其暴利的投资效应和示范，也同样起到驱离制造业的作用。有统计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民间投资增长额仅5.2%，且今年以来民间投资开始出现“一降一低并存”的特征：不仅增速降低，而且低于全社会投资增速。从2013至2015年，民间投资虽逐年下降，但增速一直高于全社会投资增速。2013年民间投资增速23.1%，高于全社会投资3.5个百分点；2014年民间投资增速18.1%，高于全社会投资1.4个百分点；2015年民间投资增速10.1%，高于全社会投资0.1个百分点。到今年1至4月，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到5.2%，比一季度下降0.5个百分点，低于同期全社会投资5.3个百分点，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也下降3.2个百分点。

　　上述“一降一低并存”的特征，其实正是房地产泡沫的累积效应开始在制造业显现出其负面效果的初步迹象。据说，政府有关部门已经派出人员到各地去调查民间投资下降的因由。民间投资下降，既不利于宏观经济数据，也不利于分散就业压力。当然，找出民间投资下降的因由之后，是否能够找得到解决之道则是另外一回事。“房地产兴、制造业衰”，这是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最大一个陷阱。

　　不少地方政府已经深陷于上述陷阱而不可自拔。一些地方政府竭力甚至不惜违规违法托住房价，就是怕房地产泡沫破裂导致债务风险爆发而导致债务链条中的腐败窟窿暴露。这也许才是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