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助献血早已不是新鲜词。早在2009年前后，互助献血就在全国各地展开，在救助需血患者的同时，也催生了血头卖血等产业，受到外界争议。据悉，按照国家卫生计生委要求，北京已于2月10日叫停互助献血，而不少医院内部工作人员则对“血荒”感到担忧。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称，北京将增加血点布局，加强血液安全保障。

　　坦率说，互助献血对于增加血液供给、缓解供血矛盾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是《献血法》支持社会互助献血的原因。然而，立法初衷虽好，但互助献血在实践中却“变味”了，一方面是互助献血的血液合格率不高，如某地血站检测出的不合格血液中，68.2%的标本来自互助献血人群；另一方面，滋生了血头卖血的灰色利益链以及相关违法犯罪。

　　所以，国家卫计委通知要求，除边远地区以外各地原则上不开展互助献血，并于2018年3月底前取消互助献血，以及北京叫停互助献血，都是十分必要的。如此，才能确保献血合格率，遏止违法犯罪活动。不过，叫停互助献血之后，一个现实问题是，今后如何保障血液供给、临床救治？对此，北京已有相关预案，将会采取多种有效应对措施。

　　北京将积极设立新采血点，方便市民献血，有利于保障临床用血；加大团体献血招募力度，可增加献血人数和献血量；加强与其他省份采供血协作，可保障城市应急用血等。在叫停互助献血的同时，特殊情况还可做个别处理。此次叫停互助献血，也给了北京创新献血机制的契机，这些创新举措有利于保障长久用血安全。

　　不过，能否完全消除“血荒”担忧，还需要我们继续观察。笔者以为，应该借助这次机会，尽可能推出更多创新措施。比如，业内专家指出，目前人工造血的科技已经基本成熟，政府部门的管理制度应该“跟上”。还有人建议，应立法明确规划、财政、人社、城管、教育、公安等部门在采血点的增加、建设、维护、专项资金保障等方面的职责。

　　实际上，国外在保障献血方面也有很多好的做法可以借鉴。比如，马来西亚曾计划与有关方面开展合作，向无偿献血者提供打折卡，使献血者能在超市购物、餐馆就餐时享受优惠。这种计划无疑能促进献血。再比如，澳大利亚在献血教育方面的做法值得借鉴，例如父母献血时会把孩子带上，让他们在一旁观看；大、中、小学都设有献血知识课程。

　　笔者建议，有必要根据新形势、新变化、新需要，及时完善我国的《献血法》。既然叫停了互助献血，那么法律中的“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就需要作出修改，让法律和现实保持统一。既然人工造血技术基本成熟，法律就应当及时提供支持。既然国外有很多好的做法可以借鉴，我们的法律也应当及时吸收更好的“营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创新献血机制没有止境。相关促进措施越多，血液安全越有保障。除了国家层面从宏观角度创新指导思想和保障措施外，各地也要因地制宜、因季制宜创新地方献血机制。比如北京，由于外地患者较多，血液缺口就更加明显。在广州，最近天气降温后献血人数骤降一半，导致部分血型血液供应紧张，这就需要各地积极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