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欠债13年而未执行法院生效判决，今年6月13日，辽宁省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执行决定，将该省长甸镇政府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是法院系统针对各行各业“老赖”设计的“黑名单”，通常供金融机构等单位参考，政府被纳入其中极为少见。（6月23日《中国青年报》）

　　“将政府列入失信黑名单”，又恰逢“政务诚信建设将成为今年全社会信用建设的重点”的治理语境，表面而言，确实也是一种进步。但深入剖析政府失信的肌理及病灶，这种进步依然不能让人满意。

　　显然，政府失信与个人失信、企业失信截然不同，最为本质的区别在于，个人和企业失信会受到公权力的制约，其须为自己的失信付出必要的代价，真正感到痛。譬如《浙江日报》日前就报道称，“杭州已有9万多人因失信被禁止高消费——这是杭州市公共信用信息发布平台上线后的最新统计结果。被禁止的高消费，包括限制出境和限制购买不动产、乘坐飞机、乘坐高等级列车和席次、旅游度假、入住星级以上宾馆。”

　　而政府失信，首先必须明确，为民服务的政府本该是社会信用体系的维护者、构建者，本不该失信。也正因此，政府一旦失信，往往是社会普遍失信的重要因素，对社会信用秩序的混乱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负面影响极大。而按照卢梭社会契约论的观点，政府与人民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当政府失信时其实是对契约的违背，公权力不再为民服务，而是被用来牟取私利、与民争利。

　　对于政府失信，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谭秋桂表示，“如果超过一定时间不执行，可以追究上级政府的责任；政府应当把要履行的判决纳入政府预算；可以追究被执行机关主要负责人的责任，限制相关领导在任期间的消费，例如不能坐飞机、高铁等。”

　　理论上是可以这样操作的，但“欠债13年而未执行法院生效判决”的事实告诉我们，当身具权力优势、可以利用各种公共资源的政府，已经突破制度的枷锁出来为恶时，如果不能修复具有针对性和疗效性的常规性的制度，对其形成强有力的外在约束，“将政府列入失信黑名单”等方法，难免是治标不治本。

　　也就是说，将政府列入失信黑名单之后，除了在此个案上纠正当地政府的失信行为，要求当地政府尽快返还拖欠债务或找到一个最优解，尽量消除不良影响。更关键的，是在信息公开、责任追究、危害补救、信用恢复等基础上，形成一个完善的政府失信惩罚机制，从根源上防止政府失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