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山西运城盐湖区人大常委会报告采用“五言诗”形式，首开文风创新的先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2015年2月6日召开的盐湖区人代会上，盐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治所作的人大常委会报告，仍然采用了“五言诗”的格式，洋洋洒洒6000 言，文风清新，诗韵依然，听起来耳目一新，读起来朗朗上口。（2月12日中新社）

　　当地媒体刊发的评论对之不吝赞誉，称在向来有蕴蓄低调、持盈保泰的传统的中国官场文化中，该领导能够如此“出头”创新，堪称开风气之先者，应该被敬礼。单纯就创新的“尺度”而言，其勇气也确实值得鼓励。可人大工作报告，非一般的文体，人大会议现场也非一般的场合，即便是转文风，也还需讲究一定的“时宜”与“分寸”。当这样的如有诵诗之状的报告在现场响起，又有多少人还会将目光聚焦在报告的具体内容上，而非五言诗形式本身，已然存疑。

　　五言诗报告虽较之于一般的报告语言，在形式上的确做到了创新，但却又有反倒增加了形式主义、过度堆砌之嫌。洋洋洒洒六千字，将本来枯燥无味的报告写成了五言诗，文字功底或确实不浅，是否有他人代笔，我们也不得而知。但若在严肃的会场，即便无刻意为之，领导的“才情”抢了报告的风头，这怕是与应有的气氛不甚相符。于此而言，这样的创新报告，首先就有“抢位”之嫌。

　　与抢位对应的，或是某种角色的缺位。作为区人大主任，在地方两会上汇报过去一年的人大工作情况，汇报完毕后还得接受代表们的审议与讨论。严格说，在这个场合中，这位人大主任所扮演的是一位“被质询者”的角色，是汇报者，因为过去一年的工作情况到底如何，还需接受各方的审议与评判，报告是否通过，还需看各位代表的意见。换言之，不说是忐忑，也至少是非常严肃的。但是在这种充满“诗意”的汇报中，让人感受到的却更多是一种轻松自如的、激昂的语调。

　　如果真的做了实事，报告有料可讲，其实就更不必要挖尽心思去创作这样的五言诗了，以平时的语言和盘托出，不怕让人感受不到“成绩”。文风之变，说到底还是作风转变自然而然的结果，也不可能有独立于作风之变的文风创新。创新本身值得提倡，但一旦逾越了应有的界限，就可能走向极端，得不偿失。文风转变的尺度究竟在哪，官员的个性、才华又该如何得体地表达，确实需要一番好好思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