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日武汉大学召开的中美医生职业精神研讨会上，桂希恩教授所做的主题发言为人关注。他说：“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务工作者”，这句话让300多与会同行深受触动。

　　武汉甚至中国医界、学界、媒体界都知道桂希恩教授的事迹。他是获得过“感动中国”称号的著名医生，他曾扛着几十斤重的药，在边疆走乡串户调查地方克汀病，对几十年前一个黑热病人的误诊如鲠在喉，每次讲课都要“自我曝光，自我反省”。不少人接触过桂教授对他的评价是，他身上散发出一种仁者气质。

　　“如果你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其实说出了医学的本质和来源。医学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吗？何妨重新来认识一下。中国古代学医的过程是“先知儒理、方知医理”，明代龚廷贤在《万病回春》中的原则排序则是：“一存仁心，……二通儒道，……三通脉理，……四识病原，……十勿重利”。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被西方称为“医学之父”，他主张在治疗上注意病人的个性特征、环境因素和生活方式对患病的影响，也就是不能把医治对象仅仅当作一个“病人”来看待。

　　医学的起源，最初是人文精神的产物。将生理疾病与巫术、神话区别对待，伴随着对“人”的重新发现，医师起初是一个理解“人”、尊重“人”的职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中医被称为“仁术”。《本草纲目·序》有言“夫医之为道，君子用之以卫生，而推之以济世，故称仁术。”

　　现代医学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有了深远发展。今天人们眼中的医生成了“科学工作者”。但医学并非物理、化学那样的科学，医学始终是研究人，人有生理规律，也有七情六欲，人不是天体，不是化学元素。遗憾的是，今天我们日常所接触的医生，往往更像一个技术维修人员，对着显微镜、化验单，在我们的生命零件发生故障时，负责找出问题，解决问题。

　　所谓的医患矛盾，与现代医学的这种悖论有一定关系。医学偏离了关心人、爱护人的初衷，医生、患者之间所建立的交流，就剩下“临床特征”。医生不会注意病人的个性、生活、家庭，患者对疾病的理解变得简单粗暴，对医生、医学提出了非理性的要求，医患关系最终变成了对责任、风险的一系列算计。应当说，医疗领域的制度设计、风险控制、公平公正在各个国家都是大题目，难题目。尤其是当医疗供需关系紧张时，很多医生趋利避害，就越来越神似技术人员，甚至熟练工人，成为检查工具和教科书的依附品。

　　如果桂教授只是一个普通的感染科医生，他只需要对他的门诊病人负责，何必在边疆走乡串户调查，何必把病人接到自己家来吃住以示公众。武汉名医王争艳说过，医生这个职业，既要是科学家，也要是心理学家，还得是经济学家。有一点，大约已经化为桂希恩和王争艳式医生的自觉，她没有说道，医生，首先是一个心怀仁爱的人，所谓医者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