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大臣张咏奉命讨伐叛乱之人，凯旋之时，忽然有人拿着首级来邀功请赏。张咏说：“战场奔突厮杀之际，哪顾得上去收集首级，这肯定是打完仗之后砍来的。”

　　对此，张咏的部将深表同意：“当时随我冲锋在前的人，拼得一身是伤，哪顾得上斩获首级？”于是，张咏在评定战功时，把受伤的人排在前面，把邀功的人排在后面。于是“军伍欢跃”，士气大涨。

　　投身军旅、效命疆场，没有荣誉感不行，但荣誉感不是功利心，建功也不是邀功。做了多大贡献、该得什么奖励，评价有尺度、公道在人心，何必费心思去“邀”？对待邀功之人，就应像张咏那样，心存警惕、审慎看待，切不可纵容助长邀功的风气。

　　北宋名将狄青认为，秦汉以来“在战争中获一首则赐爵一级”的做法，导致“开争启幸”盛行：有的军士为争首级而互相残杀，有的军士把首级出售给无功不战之人，引发混乱局面。狄青建议，别搞什么“首级”封赏制，有功就“差次其劳，全军加赏”，无功就“斟酌其罪，全军加罚”，以促上下一心、不为私计，如此方为决胜之道。

　　其实，喜好邀功之人，未必有真功劳，也未必有真本事。对于这样的人，如果“邀”什么就给什么，可能反受其害。

　　清代嘉庆年间，贵州教徒肇乱，朝廷命勒保前往剿捕。勒保没什么韬略，让女将龙么妹带兵出征讨伐，不久便制服叛乱。勒保本没做什么贡献，却善于揽功、邀功，被皇帝封为“威勤侯”。不久，四川教徒又蜂起闹事，朝廷命勒保平息动乱。这一次，勒保明明指挥不力，却专挑有利于己的情况上报朝廷，又获封“威勤公”。一边是勒保加官进爵，一边是教匪日益猖獗，原因就在于上级对邀功之人缺乏警惕。

　　邀功者一旦得逞，往往能攫取巨大利益；而与之相伴，则是普通百姓的利益受损。“北宋六贼”之一朱勔在苏州任职时，弄到一块巨大的太湖石献给宋徽宗，因此被封为威远军节度使，就连那块太湖石也被封为“槃固侯”。朱勔尝到了甜头，千方百计求索勒取花石，耗费巨大人力物力运入京城。这种“花石纲”的劳役连年不绝，百姓苦不堪言。

　　邀功者也未必总能获利，反而可能付出惨重代价。北宋宣和年间，“元祐学术”被视为异端学说。太宰王黼无意间说了一句：“百家诸子，自前古不废。”他的政敌蔡京得知后，立即向皇帝打报告。孰料，王黼来了一招“以彼之道还施彼身”，举报蔡京举荐的官员“持异说”，而证据就在蔡京之子蔡绦的《西清诗话》中。本想邀功请赏的蔡京，却把火烧到了自己身上。

　　有人“无功而邀”，也有人“有功不邀”。二战时期，朱可夫任苏军西方面军司令员。一天，苏军发现德军空投伞兵的动向，一举将敌消灭，还抓到几名俘虏，可谓战果颇丰。参谋人员问朱可夫：“要报告大本营吗？”没想到，朱可夫深深看了对方一眼，问：“为什么？”在朱可夫看来，已经解决且无关大局的问题，显然不值得干扰上级。

　　“千难万难，求真最难”，对邀功之人，理应具备一点“怀疑精神”，以免知情不周，滥施奖励。但归根结底，需要建立完善的甄别、考核制度，让谁干得好、谁干得差一目了然。如此一来，那些热衷钻营、并无实绩的人被曝光于阳光之下，还怎么好意思“无功而邀”？那些勤勉尽责、踏实肯干的人，就算不邀功，也能受到应有的重视，得到应有的奖赏。

　　（作者单位：77126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