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金融调整进一步增强了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工人的谈判力量。在20世纪70年代，借贷资本能够自由流入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随着第一世界资本“罢工”的进行，以及用于再流通的石油美元的过度积累，第一世界的银行家们急于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政府提供条件优惠的贷款。譬如，在1981年（债务危机的前夕），第一世界的银行向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贷出了将近400亿美元（净值），因此，借贷变成了一项重要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战后发展主义社会契约的各种矛盾得以在短期内得到控制。例如在波兰，大量的海外借款使得波兰政府能够促进快速的工业化进程，同时，波兰政府还利用借款来化解20世纪70年代劳工激进抗争的周期性高潮，使政府能够同时增加工资和食物补贴、扩大就业并保持高水平的资本投资。在70年代，波兰政府希望工业化能够带来出口的高涨，从而使政府不仅能够偿还贷款，还能够增加国家财富，并最终履行向不驯服的工人阶级作出的社会主义承诺。

　　毫无疑问，通过借款来应对发展主义社会契约的矛盾，是一个非常不可靠的解决办法。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利用贷款来促进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并（或）扩大国家在社会公共服务领域的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劳工的市场谈判力量（以及潜在的工作场所谈判力量）。如果这些国家试图化解这种日益增强的劳工力量，它们就要冒以下的风险：如无法更多获取海外投资，并（或）逐渐丧失国际竞争力，因而无法通过出口来偿还不断增加的债务；而如果这些国家不能够化解这种日益增强的劳工力量，它们则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因为它们无法向民众兑现其所期待的、由于国家主权独立以及工业化而带来的各种好处。因此，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国家中的社会契约，也面临着与不断困扰着核心国家的社会契约相类似的诸多矛盾。

　　在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越来越要求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无疑，这种要求反映出它们对这种依靠债务来解决其社会契约矛盾的脆弱性的清醒认识。此外，在70年代，第三世界呼唤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要求，似乎很有可能获得成功。随着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失败以及石油输出国组织的胜利，第三世界国家的相对实力似乎已经较为强大。第三世界中的这种新的民族主义战斗精神，反过来重新创造了某些适宜的政治条件，正是这些条件在民族解放斗争时期增强了劳工运动的力量。随着一次重大的国有化浪潮横扫整个第三世界，劳工的激进抗争在70年代再次获得了跨阶级的广泛支持。

　　但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令人印象至深的强大劳工运动，绝大多数在90年代陷入了自身的危机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劳工运动的衰退是资本空间调整的结果。但是，正如前文论证的，这些空间调整策略并不能解释劳工运动的普遍衰退，因为尽管劳工运动在资本输出地区会被削弱，但在资本流入地区，新的劳工运动应该会被激发并得到强化。毋宁说，要对劳工运动危机的严重性和普遍性进行解释，其中一个核心因素应该是植根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金融调整的极度膨胀及其特征的转变。

　　国际银行的借贷规模急剧扩大，从1980年仅占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内生产总值的4%，到1991年的达到44%，与此同时，出现了金融资本流动方向的重大逆转，美国开始吸收来自全世界的流动资金。在1981年，资本从北方到南方的净流入数额大概是400亿美元，到1988年，则转变为净流出资本将近400亿美元。借贷资本的突然匮乏，加速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第一轮债务危机。

　　（贝弗里·J.西尔弗/著 张璐/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