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关涉道德的具体影像，总是会激荡出高远的声响，一些高尚的道义人士甚而还会亲自动手画一条线，并以“道德底线”来强调其所画之线的重大意义，诸如此类。

　　作为市井之徒，俺眼界比较低俗，当然，也有自我拔高的时候，可就算如此，“道德”这种复杂高深的学问，还是不敢自认为清楚明了。

　　比如说吧，无脑喜欢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虽然电影看了很多遍，末了我还是搞不清楚，那个叫朱尔斯的黑道小混混为什么会决定放弃娴熟的职业生涯，这还不够，这货居然还准备苦行僧般去追求真理……

　　这变化太大了，很烧脑。照镜子看看，简单如“纯粹的人”到底所指是什么我都搞不清楚，复杂如斯的思想怎么能够明白啊！可能是路口走岔了，想了不该想的事儿，好在问题艰深，不懂也正常，所以俺还没有自卑。

　　不太好的情形是，无论是虚拟的“低俗小说”还是现实的道德画面，每次路遇其中之一，都会互相纠缠到一堆，结果是思绪容易呈麻花状。

　　看到那些义愤指责不道德行为的文字，听到严词宣判无良风气的话语，通常我都会责问自己：何以俺不是“高尚的人”——虽然不知道何为“高尚的人”，但还是相信那些“愤怒天使”是高尚的。原因很简单，在我的生活经历中，如遭遇此类事件，我基本想不起关于他者道德的评价，所为至多是出手尽力而已，偶尔不得不阻止的时候也是相伴行动的规劝，而不是通过指责“冷漠的大多数人”来彰显自己的境界。

　　以我卑鄙的处事习性，在一个充斥寒凉驱壳的集合体中，与其消耗热量在沉寂或喧嚣的集市胡乱嚷嚷，还不如保持自己的体温，让寒冷的邻居感觉、意识到温暖人体的存在——大家都是可以有温度的。

　　关于这样的意识自觉，自己有切实体会。

　　不知是从电视里，还是某些特别的话语片段中，儿子打不识字始就学会了关于红绿灯的哲学思想，拒斥中国式过马路。这在20年前有点不愿意做中国人的意思，中国人我很不开心，但又不忍心用大棒来训导儿子。很多次，我都会在红灯下穿越斑马线后，转身看着小尺寸的儿子在马路对面等绿灯。这感受不是太好，可你怎么给他讲现实、有用，甚至是伟大的道理都于事无补：小脑袋根本听不进去。而对我的言行，他从不表态，只是一直这么固执着。

　　数年后的高中，思想品德理论老道的老师问学童，可有谁没有例外地始终坚持规则么？课堂上数十位自幼接受学好教育的孩子中只有一位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我儿子。老师不信，然后，那些自小学、初中就和他一起在马路上与车龙为伍的同学都挺身证明之，老师还是不信，但我信。

　　此后，俺再也没闯过红灯，进而在看到“中国式”传统时，还有良言：这个可以不继承。但我还是不会“高尚”地指责那些“像牛一样听不进琴音”的人——自己也曾经是“牛”嘛。

　　实际上，自己没高尚和牛没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指责大多数。说到“大多数”，这是个人判断，没有统计学意义。我通常会这样认为：当人们对那些救助危难同类——比如毫不费力帮助盲人过马路，或者贼人凶顽英雄挺身之类——不吝惜赞誉的时候，其所谕示的是稀罕“物件儿”，另外的一面，也就是那些无动于衷的“良民”才是大多数。

　　情形何以如此呢？坦白说我一般不去想，我仅仅是想，倘若“大多数”这样的群体真实存在，就不应该让他们“独自”承受道义的责难：责任是每个人都有的。

　　反过来，倒是那些义愤的发声者会勾起我的遐思：如果这些人在场，是不是社会风气就大大改观了呢？有点奇怪，无际虚拟世界装不下、满世界漫溢的心灵侠客们总是不轻易出现在现实社会里，内中缘由虽难说，但我还是能够理解。

　　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和应该是什么样本来就是有区别的，即便没有行动，“大多数”未必不是心怀理想的族群，为什么要指责他们呢？至于现实演绎的场景和故事，定然有其充分的根由，至于是什么，我以为得让那些高瞻远瞩的大人物来定夺。

　　知善（即便真的知道）和行善完全不是一回事，道德实质上不是言说的，但你仍然可以说，问题是在高调的道德言说和现实的行为之间，需要一座通衢的桥梁，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