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志者云集东湖，谋划“书院”方略，意欲续命河汾，所谓化民成俗、返本开新云云……

　　关于书院，从前似乎是一些号称“外于官学”的民间帮派，看起来各派虽有自家的山寨，实际上大家都是一家人，“鹅湖之会”之类的争吵完全不影响独尊儒术的学问，硬生生地把独门绝技现实化为“传统文化”，这一晃千余年就过去了。

　　现而今的书院，主流教育系统和民间机构混杂，以书院官长而论，既有独门独院的山长，也不乏体制内的学究，像某大学“国学”掌门之类，官、民之分怕是难以界说了。不去追究名分，大家都号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加上儒学为本，终归还是一脉。

　　外行话说罢，絮叨一下心中的疑惑。

　　以“官学”系统来论，在人财物都最优的大学里多立一块书院铭牌，真的就能够改变什么吗？反过来，民间书院的兴起是否表明大学经略或有遗缺是现实的存在呢？不懂。

　　形式的东西就不去管它了，来看“坚持道统与培养批判精神”，这个也不太好践行。道统者难易也，既执守，又如何批判？一边“原原本本、一字一句”地诵读经典，另一边还要分心思虑“批判”的语言，有点烧脑。“国学”道统完全没有“大义”证伪，总不能以“白马非马”的“名家”逻辑来融贯吧？作为一门科学或是一系思想，其传承扬弃、发扬光大无不是源起于质疑和证伪，背诵领悟妥当再行批判之实？还需高人明示难以把握的尺度。

　　还有就是“圣言”能不能成全士子之德也是个疑问。比如“存天理，灭人欲”的朱子，现时就有好事者列举《宋史》宣传其品行，称“庆元党案”载朱熹“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之偕行”，而“家妇不夫而孕”则指说朱先生亲自让儿媳怀孕。这些“流言飞语”不被批倒批臭，士子之德何以立啊。

　　其实，我们不必去纠缠此类细枝末叶的问题，“国学”向来有圣化个人及其言论的倾向，应然、实然搅和一起，不仅混淆他人视听，自己也深陷其中摸不清方向。最糟糕的是，从孔丘老师开始，儒学一直就在朝后看，比如克己复礼，说先前的周礼如何，之后差不多都是人心不古。这一回首就背身走了几千年，不仅在儒家大师的硬盘里，结果连凡夫俗子都一概地感觉今不如昔。

　　坦白说，这是我最不明白的。孔门一脉不“面向未来”的原因何在呢？会不会就和圣化先师有关呢？一说到书院开宗大师，后学鲜有可以触其项背者，真就演绎了一代不如一代，或有背叛宗师（批判？），立时归类不齿之徒。可能就是这种思维和积习成就了世风不古的忧思。

　　再来看一下“向后”的精英诉求。“孺子可教”是那些具有特殊资质的个人或群体，而作为大众的多数人属于“刁民”群类，基本“不可教”。

　　当然，问题的实质不在这里，而是在“国学”思维里，精英群类所指是那些被认为是高人一等的人，不只是身份地位，还包括“学问”。问题是这些“穷则独善其身”的人只有在“达”的时段里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使命”，否则，责任意识淡漠，放任自流才是时尚，避世独善方为清流，如此游移不定、随遇而安，又谈何“经邦济世”的理想。

　　若儒学大师们向未来看，即便仍然托寄梦想于精英，也许他们就不会“道统”化地锁定“圣人”语录了。在信息时代，大众声音主流化，旧时的“精英”话语被淹没在嘈杂的混响中，如此，我们不得不重新梳理“精英”概念：精英不必是学识、见解超凡的人——倘若我们把那些有影响力的人界定为“精英”的话，而应该是，也必须是那些对自己、对社会提出更高要求的人，哪怕这些要求是他自己所无法实现的。只有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并赋予自己责任和使命的人，才会驱动社会、道德向善。“达”时风流，“穷”则独善的“精英念想显然落伍了。

　　个人的修为、品行实质上是教化与环境综合产生作用的结果，封建系统推崇的孔学不应该独担责任，事实上它也担负不起。反过来说，书院的侠士们归宗寻典之时也需要明白：道德残垣的修复还需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