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央广新闻报道，就读于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曙光中学的15岁留守少年，在学校保安注视之下，被多名同学强行拉出学校，后在小巷子里遭13名学生围殴，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于7月4日身亡。受害者身亡半月后，这件发生在距离省城160公里之外的事件，才被媒体曝光。

　　在死者堂哥提供的一段与校方谈话的录音中，曙光中学负责人称这个事件是个“意外”。

　　发生在留守少年身上的类似“意外”，有点多。

　　上个月，湖南省衡阳县界碑镇一名12岁留守女童，毒杀了另外两名女孩——她仅有的朋友和玩伴。

　　去年8月，四川省富顺县安溪镇一名13岁留守儿童，将3岁的玩伴丢进粪池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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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死亡案件中，留守儿童或成受害者，或成施害者。而原因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借到卷子抄、不小心撞倒了、一次口角……这些施害原因，别说在成年人眼中，就算在同龄城市孩子眼中，也是不可理解的。

　　在极端杀人案件之外，留守儿童涉及其他类别的未成年犯罪案件的恶性事件，也不时见诸报端。很多稚气未脱的行凶者，往往还憧憬着返回校园，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触犯法律，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这一点，可悲，而又可怕。

　　如果我们把这些案件做一个梳理，会发现一些不是“意外”的共同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的相关统计，留守儿童犯罪率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还有逐年上升的趋势。而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的抽样调查则显示，将近三分之二的少年犯，在入监之前没有和父母长期生活。

　　在每一起留守儿童致人死亡案件中，行凶者和死亡者其实都是这场悲剧的受害者。在我们把悲剧的主要责任归咎于千里之外的打工家长时，也应该看到，成人世界的集体冷漠，也是导致这些悲剧的根本原因。

　　孩子的教育，是包括家庭、学校、社会在内，包括德智体美劳在内的共同教育，而在教育资源匮乏的乡镇，捉襟见肘的师资力量，难以对孩子的精神世界有足够关怀，也缺少法治教育意识。

　　在公共服务资源匮乏的农村，社区力量甚至政府力量，也难以给留守孩子提供更多帮助，因为这样的孩子太多了，家家户户皆有。

　　在教育资源和公共资源都较多的城市，不是每一名随迁子弟都能得到学校和社会的足够关注。

　　“我的孩子不能和他们上同一个学校。”就在几天前，一位给孩子转学的家长告诉笔者，儿子就读的学校，打工子弟较多。

　　当身边的人对他们集体冷漠时，被放养的花朵谁来施肥？

　　笔者曾经深入留守小学采访，校长面对着越来越少的学生、日渐坍塌的校舍，说了这样一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留下的都是最穷的。”因为，但凡家里稍有余力，都会把孩子送到县城和地市，甚至让孩子随迁进城。毕竟，爱孩子的父母占绝大多数，只不过各有自己的无奈。

　　这些最穷的家庭，在当地的影响力最低，这些孩子得到的关注最弱。在成人世界的共同冷漠下，悲剧的土壤就此滋生。

　　笔者发现，很多人有这样的想法，留守儿童远在边远山村，随迁儿童则生活在郊区城中村，那里发生什么，都是“他们”的事情，都是“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与我无关。

　　事不关己则可高高挂起。

　　不是这样的！

　　对于这些犯下错误的孩子，对于那些因此受害的孩子，我们都应当有一份歉意。因为，是包括孩子的父母、学校等方面的失责，以及更多人的集体冷漠，才让这些悲剧发生。

　　这种集体冷漠和失责，不是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