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工时评：“总体可控”也要严防局部风险

本网评论员 刘文宁

    政府性债务终于有了“阳光账本”。2013年12月30日，国家审计署发布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 2013年 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其中，中央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98129.48亿元，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859.17亿元。

    这一审计结果的公布是个“脱敏”事件。之前，关于中国政府性债务的猜测和质疑不断。地方政府债务的规模有多大、债务结构及增长速度如何，如果没有权威的审计数字，很难回应外界猜测。

    摸清政府性债务的“家底”，事关国家经济运行安全。审计公告显示，与一些国家的政府债务主要用于消费性支出不同，我国的政府性债务主要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公益性项目，不仅较好保障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资金需要，推动了民生改善和社会事业发展，而且形成了大量优质资产，大多有经营收入作为偿债来源。

    基于现实的、学理的及数字的支撑，审计公告认为，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性债务的现状和资产与负债的相互关系看，目前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有的地方存在一定风险隐患。审计报告实事求是地坦承所发现的问题，包括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增长较快；部分地方和行业债务负担较重，债务偿还压力较大；地方政府性债务对土地出让收入的依赖程度较高；部分地方和单位违规融资、违规使用政府性债务资金等。

    辩证地看待政府性债务的“功与过”，其核心问题就是处理好发展经济与政府性债务规模之间的平衡关系，这是现代国家治理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不久前，《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建立规范的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及风险预警机制；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适度加强中央事权和支出责任，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等——这些既是从体制机制上对加强政府性债务管理作出的重大部署，也向公众传递信息，严控中央和地方债务风险，事关重大。

    摸清政府性债务“家底”，仅仅是第一步。如何合理确定政府性债务规模，如何建立规范的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如何建立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责任制，如何稳步推进投融资、财税等体制机制改革，如何建立健全债务风险预警和“救火”应急处置机制，一连串的难题是审计数字公布之后，留给相关政府部门破解的考题。

    中组部近日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要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强化任期内举债情况的考核、审计和责任追究，防止急于求成，以盲目举债搞“政绩工程”，把是否存在“新官不理旧账”等问题，作为考核评价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履职尽责的重要内容。这显示出，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已经进入具体的制度设计层面。

    相信政府部门有勇气、也有能力平衡好发展经济与政府性债务规模间的关系，能够确保政府性债务这把“双刃剑”，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推动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功效，同时，将债务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