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碑座上铭刻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系列巨型浮雕，南面正中的一幅铭刻的是五四运动的历史时刻。一代英华有担当，电视剧《觉醒年代》用剧情铺展开的，就是这一历史时刻的前后故事，上承新文化运动的肇起，下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揭示了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在文化选择、理论选择和道路选择中，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

　　该剧以1915年《新青年》问世，到一度成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机关刊物为主线，讲述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上下求索，为创建中国共产党进行思想和干部准备的序幕故事。《新青年》诞生于国运危蹇、民生倒悬的年月，它忧国之忧、苦民之苦而不甘溺于民族沉沦，它高张起科学和民主的大旗，以《敬告青年》的呐喊，集合起一批反帝反封建的先进知识分子，拉开新文化运动的帷幕。电视剧《觉醒年代》以《新青年》刊发《敬告青年》一文为发端，以《每周评论》关注时事为延伸，从师生的觉醒开始，向社会的觉醒推进，从思想启蒙向社会革命进发。正是新文化运动的深化，才让觉醒起来的中国人听出了“十月革命炮响”的意义，才有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共鸣，才意识到“人的运动”必然要走向“庶民的胜利”。《觉醒年代》透彻明了地写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是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必然选择与结果。

　　从戏剧结构来谈，《觉醒年代》是一部以“辩说”为主要戏剧冲突方式的作品。该剧以北京大学为依托，以《新青年》为纽带，在思想驳杂、学说并起、主义林立的文化领域里，展开了以知识界和校园群体为主角的群像戏，思想交错与交锋的密度和深度为同题材同类型影视作品中所罕见，精彩纷呈又蕴藉良多。在“新与旧”的矛盾中，《新青年》麾下既有蔡元培这样的前清翰林，也有胡适这样的海归俊才，既有鸳鸯蝴蝶派出身的刘半农，还有陈独秀这样有着同盟会履历的主笔。反观“守旧派”阵营，有精通十三国外语已是耳顺之年的辜鸿铭，也有参加过辛亥革命、三十而立的黄侃，有推崇“桐城派”且翻译上百部外国小说的林纾，也有参加过同盟会的刘师培。新旧派的“成分”都很复杂，这正是《觉醒年代》借助人物的复杂性，而展现出来的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新旧交错的社会状况与人文心理。新旧文化交锋的精彩处，是在北大开学典礼上，力主文学改良的胡适西装革履地登台，以英语引用《荷马史诗》中的句子：“今天我们回来了，请你们看分晓吧！”意向旧文化阵营宣战。而留辫子的辜鸿铭，则用希腊语引用《荷马史诗》：“尊贵的王者也要倾听别人的意见”，并用纯正的语音、语调“回敬”胡适。但接下来，胡适一番立足新北大、以文章内容为旨归的陈词，又“将”了辜鸿铭关于“伦敦绅士纯正发音”一军。在一老一新两个都有留学背景的北大教授之间，剧情以两个回合较量，通过“音”与“意”的论辩，就呈现出新旧营垒之间复杂而尖锐的对立。而这场戏的意蕴并非仅止于此，它还让观众看到了，在这场论辩中，胡适在面对辜鸿铭的“学问”时，是以“致用”来回应的。待剧情后来推进到五四运动的尖峰时刻时，胡适却锋芒不再，从“致用”退回到了“学问”。

　　有意思的是，在新旧文化论辩时，胡适与辜鸿铭虽各执一端，但在面对“克莱德事件”时，辜鸿铭又以“雏凤清于老凤声”自勉，甘愿给“白话娃娃当一回军师”。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本想挑动北大谈判团队中新旧两派领军人物之间的矛盾，却不承想遭到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和辜鸿铭的联手抗击，败下阵来。在这段围绕“克莱德事件”的精彩铺陈、传奇化呈现中，陈、李、胡、辜四人，论年齿有长幼之差，论学问有土洋之别，论阵营有新旧之分，但北大和国家荣誉是他们共同捍卫的目标。分庭抗礼是《觉醒年代》结构戏剧冲突的一种方式，殊途同归是《觉醒年代》始终把握的表意内核。因而这部讲史作品，不仅讲史事，还讲史用，更蕴含着深切的史韵。

　　在塑造人物形象上，《觉醒年代》也颇具看点。例如，剧中所塑造的陈独秀形象，与历来涉及到这位历史人物同期形象的影视作品相比，显得尤为细腻、立体。剧中的陈独秀出场装容落魄不羁，出语即震惊四座，随俗可以仿效车夫大快朵颐吃涮羊肉，当庭可以痛斥北洋政府掌控下的政治现实，下笔切中时弊，临危决断决行，以傲骨对抗强权，洒泪于民生涂炭。1915年出场的陈独秀集合了一批爱国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危亡而呐喊、撰文、出庭、入狱、抗书，这个原本设想“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文化领袖，在国困民穷的时代里，在理论思考的驱动下，担负起改造社会的使命，在五四运动洪流的推动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觉醒年代》也全面、客观地展现了陈独秀复杂的一面，如蔡元培所说“作为北大的文科学长不能容不得人啊”，如李大钊批评他对威尔逊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如陈延年对他说“希望你把身上那种大家长的作风和习惯改一改”……

　　作为一出群像戏，《觉醒年代》塑造了一大批或叱咤风云、或得风气之先、或风流儒雅的时代英华，陈独秀、李大钊、辜鸿铭、蔡元培、胡适、鲁迅、刘半农、钱玄同、刘师培等一代名师陆续出场，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邓中夏、赵世炎、许德珩、何孟雄等青年英才贯穿其中。这部剧人物众多，创作者设定和塑造递进的角色，使群像层次分明又承接有序。即如，陈独秀在雨中归国，随后创办《青年杂志》，刊发《敬告青年》；毛泽东在雨中赴约，与同学研读《敬告青年》，又提出在“陈六条”之外，再加上“健壮的而非体弱的”一条。李大钊出场在早稻田大学校园，和同学讨论“倒袁”；周恩来出场在南开中学礼堂，和同学们讨论《青年杂志》发刊词。同是阅读《敬告青年》，毛泽东在激赏之外，有建议，周恩来则在激昂之中大声宣读。在这前后相继之间，陈独秀、李大钊与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师生之义、同道之心以及个性之别尽显其中。

　　在叙事技法上，《觉醒年代》亦颇具匠心。例如，它以数来宝的唱词来勾勒京城时代氛围和社会状况，化用了老舍先生的话剧《茶馆》中“大傻杨”的角色和功能，并在上海街头也配以卖糖人的说唱予以呼应；又比如，在李大钊前往城南游艺场散发传单时，场内舞台上演的剧目是《挑滑车》，用来比喻李大钊不惧艰险的傲岸气概。但最精彩的是它对鲁迅先生形象、小说、杂文和相关倡导的剧情化运用。《觉醒年代》中鲁迅先生的戏份间次出现：与钱玄同论“铁屋子”，向陈独秀陈述《新青年》不足，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创作《狂人日记》，在北大演讲抨击复古逆流等，呈现出鲁迅作为新文化主将的形象。此外，作品还以他作为见证人和评价者，深深地嵌入《觉醒年代》的叙事方式中。鲁迅出场时，坐在街头茶摊，手拿古碑拓片，就在他身后，宪兵当街斩杀人犯，众妇女涌上使钱用馒头蘸人血。鲁迅小说《药》中的情节化为了本剧的剧情；他与周作人所言的有关“韬略”和“仓库”一段话，出自他写于1934年10月的杂文《忆刘半农君》，在这里可以看做是创作者借鲁迅之口对陈独秀和胡适的评价。最重要和最显著的就是或用于解说词衬底，或用作场景过度画面，或用于剧情描写的贯穿全剧的木刻版画。中国现代版画是经鲁迅先生倡导而发展起来的。本剧中的版画画面内容，也一如鲁迅先生对于凯绥·珂勒惠支作品的评价：“所取的题材大抵是困苦、饥饿、流离、疾病、死亡，然而也有呼号、挣扎、联合和奋起。”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一段历史需铭记，一代英华有担当。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一个世纪前仆后继的奋斗，中华民族经历了从“雄关漫道真如铁”到“长风破浪会有时”的沧桑巨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觉醒年代》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增添了令人瞩目的华彩。它激励着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赵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