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是个充满魔力的词汇。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实现发展列为头等大事。然而，世界上近两百个国家，真正跻身发达国家行列的屈指可数。导致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没有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战略。

　　发展中国家并非注定落后。只要政策路线正确，后进国家同样可以逆势崛起，弯道超车。格申克龙曾指出，落后国家可以在与先进国家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发动工业革命，甚至可以越过先进国家工业化过程的某种阶段，实现跳跃式发展。但完成这种转变是需要条件的。其中最重要一点便是落后国家的政策。如果落后国家政府未能结合本国社会经济环境适时地推行恰当的支出、税收、金融与外贸政策等，那么落后国家中原有的“落后劣势”就不能被弱化，反而也将不断增长，就可能“错过”其落后的优势本可以为其提供的爆发工业革命的机会。

　　传统的发展理论主要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旨在谋求与全球产业链高度融合的“比较优势论”，体现在实践中就是“出口导向战略”；另一种则是减少与外部经济联系的“中心—外围论”，其实践体现就是“进口替代战略”。两种理论各有利弊：“比较优势论”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潮流，但忽视了经济开放的负面作用，很容易在发达国家竞争下丧失自主性，导致边缘化和贫困化；“中心—外围论”强调经济替代，夸大经济开放的负面影响，很容易出现自我封闭、经济低效、寻租腐败等问题。尤其在经济相互依存度加大、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在封闭条件下谋发展变得越来越困难。说到底，两大理论看似尖锐对立，实则方法论一样，二者都是用片面、静止的观点看问题。

　　在这方面，中东国家探索发展之路更多是历史教训。它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断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民族解放运动的鼓舞下，中东国家纷纷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初步走上了工业化道路。这些国家毕竟还处于筚路蓝缕、埋头苦干的工业化早期阶段。但部分阿拉伯领导人渴望立竿见影的经济成效，从70年代初开始，以埃及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转而推行“开放政策”。按照萨达特的设想，通过将埃及的人力资源、阿拉伯世界的石油美元、西方技术相互结合，最终促进埃及经济发展。有道是“立一等目标，成二等事业；立二等目标，成三等事业”。埃及将自身定位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低端位置，同时将经济振兴寄希望于海湾和西方，这注定无法实现。从实际看，没有自主性的开放政策，导致埃及等国“去工业化”进程加快，最终陷入“有增长无发展”的经济困境。

　　事实上，除了“比较优势论”和“中心-外围论”，还有一种发展策略就是“竞争优势战略”。这种战略依赖于规模报酬递增、边做边学、不完全竞争，以及经济发展速度等一系列相关现象来实现经济增长。强调发挥劳动者和国家的主观能动性，通过发展来解决发展中的问题。

　　发展不平衡是国际政治经济发展的永恒规律。事实表明，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其经济状态都不是一成不变。发达国家诱导发展中国家采取“比较优势战略”，原本想利用自己的优势产业击垮对方的幼稚产业，始终维持产业链上游位置。但“人算不如天算”，发达国家政治精英基于霸权利益的大盘算，抵不过垄断资本家基于资本逻辑的小算盘。在“平均利润率持续下降”的规律驱使下，一心谋求利润最大化的产业资本家，主动或被迫地将工厂搬迁至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更加便宜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导致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国内经济日趋萧条。而那些承接了外来产业的发展中国家（如东亚国家），则日渐变成新兴经济体，经济蒸蒸日上。

　　同样地，关起门来搞发展也行不通。奉行“进口替代战略”的拉美国家，并未因与国际经济体系“脱钩”而实现发展，反而因市场封闭导致经济低迷。但这些国家后来又从一个极端转向另一个极端，从进口替代直接转向全面开放，结果导致经济依附性发展，深陷“中等收入陷阱”不能自拔。

　　相比之下，“竞争优势战略”更符合大国间兴衰更替的历史现实。“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与出口导向型工业化之间的区分，往往是人为的。大多数完全采取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战略的国家，都继续出口原材料来为进口替代型工业化提供资金；大多数采用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战略的国家，同时也采用进口替代型工业化的做法。”

　　东亚国家的经济成功，靠的就是“以变应变”、在不同阶段奉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但最终落脚点都是谋求“竞争优势”。日韩等国国土狭小、资源奇缺，因此在工业化初期奉行“贸易立国”战略，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出口加工业；待到通过外贸赚得“第一桶金”后，便转而奉行“产业立国”战略，不断提升产业链水平，最终迈入发达国家行列。有学者指出，日韩等东亚国家和地区为代表的发展型“国家主义”，既不是基于自由市场的“价格矫正”，也不是基于通过“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下的国内产业保护，而是基于政府密切监督下的出口激励和出口补贴信用。

　　由此观之，发展中国家要想摆脱困境乃至实现赶超，既不能闭关锁国，也不能指望开放“躺赢”，而是奉行力争上游的“竞争优势战略”。即在有序的对外开放中坚持主体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国政府和人民的主观能动性，不断从产业链下游向产业链上游进发，最终化茧成蝶，摆脱依附性发展的宿命。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