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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两个新闻事件引发了人才观念的热烈讨论——一个是“口红一哥”李佳琦以特殊人才身份落户上海；另一个是原籍安徽阜阳的95后快递小哥李庆恒获评杭州市高层次人才，不仅在杭州购买首套房可获得100万元补贴，还能在医疗保健、子女就学、车辆上牌等方面享受照顾。

　　这两个新闻的焦点是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正在重新界定其关于人才的标准。

　　这类新闻在发生着快速社会变迁的当代中国，冲击着人们关于人才、成功的固有理念。

　　比如，人社部近年来定期发布新的职业类型，最新的一期涉及9个新型职业——在线学习服务师、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城市管理网格员、互联网营销师、信息安全测试员、区块链应用操作员、社群健康助理员、老年人能力评估师、增材制造设备操作员。在电子竞技作为一种新型体育项目成功踏入国际赛事顶峰之后，原先家长老师眼中迷恋网络游戏的个别少男少女，一下子成为耀眼的新行业从业者。更不用说互联网经济造就了无数的直播网红、网络作家和阿婆主（指在特定网站上传媒介内容供社群成员下载、观看和传播的个人用户）。在互联网流量经济的吸纳、运作和包装下，这些直播网红、网络作家和阿婆主都有成为新的“富裕起来的一群人”的可能性。

　　在劳动力市场中转变自己的身份，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发展的主线之一。最开始，个体户成了解决持续积累的失业困境的新出路；实施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大量乡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寻找现金收入，成群的年轻打工仔使得深圳等经济特区拥有远低于其他传统工商业城市的人口平均年龄；国有经济体系中的“铁饭碗”被打破，人们目睹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下海”潮和90年代中后期的“下岗”潮。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40年的高等教育大发展，一个拥有高等学历的白领中产阶层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获得了较高的职业地位和职业声望。产权的多元化推动了私营经济的日益活跃，最终以“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宏大愿景改变了很多年轻人的职业生涯规划。在一个可预计的人生当中，对于劳动力的社会需求、社会期待和评价标准发生颠覆性的改变，当是一个持续的长时段趋势。

　　因此，职业领域发生的种种变化，实际上是劳动力市场对当代中国发生着的结构性社会变迁的快速回应。当新的职业类别或职业身份的经济回报在互联网时代广为传播时，新的评价标准也随之产生，并影响到家长对孩子未来人力资本投资的方向选择。

　　比如，当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成为视线焦点时，很多家长开始训练自己的幼年孩子；当各类特长成为高考加分项目时，很多家长跟着自己的孩子转战于各个竞赛赛场；当扮演教师的9岁男孩钟美美获得成功的时候，可以猜测，很多家长会开始学习如何拍摄短视频，争相成为展示自己孩子才艺的阿婆主。

　　社会有了新的需求，让家庭认识到某种才能的市场价值，从而加大投资，使之成为家庭成员未来的高回报的新职业技能。而整个社会正在重新定义成功的概念，当爱好可以成为高回报的职业技能，那么我们也许会在面对高考竞争的独木桥时少一份焦虑，多一份理解和宽慰——说不定自家孩子不必靠朝九晚五的枯燥工作来谋生，说不定还能因此出人头地。

　　职业领域的新变化就像当年瓦解“铁饭碗”思维的改革浪潮一样，冲击着人们关于人生可能性的有限想象力，提升着人们对于个性化的天赋和能力的尊重和正视，也逐步消减着人们关于成功的固定思维。

　　与家庭、传统教育机构相比，地方政府看起来更能理解这些变化背后潜藏的多种可能性，掌握了更多经济数据和经济信息的地方政府反应也更快，希望这种领先反应能够慢慢影响到家庭和教育机构。对于家长来说，孩子的未来应该参考孩子未来所处社会的社会需求和社会期待来加以规划；孩子的爱好以及支撑这些爱好的天赋和能力也许将成为奠定孩子未来职业地位和社会声望的基石。对于传统教育机构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去激发每一个受教育者发现自己特有的素质和潜能，并给予这些素质和潜能一个成长壮大的良好规划，而不是以一个固化的模子来刻画它们。

　　（作者：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导，社会学系副主任）